中央帝国的社会学密码: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近世史

2019-03-14 21:45:57    

对西方汉学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易劳逸的大名,他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曾师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国史。他也是与罗友枝、魏斐德等人并驾齐驱的顶尖汉学家,其所著《毁灭的种子》(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种)《流产的革命》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是易劳逸研究中国史的又一代表作,198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国内一直没有译本,相关的介绍也很少。但是很多中国外研究论著当中对《家族、土地与祖先》这本书多有引用,将其当成研治中国历史的重要作品。

中央帝国的社会学密码: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近世史

《家族、土地与祖先》是一本可称之为“中央帝国社会学密码”的书,该书从长时段、全球史视角,系统梳理了自明朝中叶以来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商品贸易和制造业等多方面的问题,详尽地描绘出中国近世四百年社会经济变迁史,试图找出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社会密码。

16世纪以来,明清两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塑造中国近现代政治史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易劳逸认为:“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虽然明清两朝都曾采取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是中华帝国并不是一个“停滞的帝国”,恰恰在这几百年中中国社会经济正经历着一番前所未有的转变。

比如人口,从明初的6500万—8000万到1850年的约4.3亿——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四百五十年间增长了5倍。特别是18世纪,中国人口维持了近一个世纪的高速增长。从全球来看,人口增长虽是个全球现象,但是只有中华帝国维持了长时间的人口增长,而且人口规模达到不可思议的4亿多人,这是为什么?巨大的人口导致人口大规模迁徙,从而造成人口社会地理格局的变化、帝国边缘地区的开发、家族一定程度上的解体、原住民与迁徙人口的冲突,等等。巨大的人口也是巨大的市场。西方人一想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就兴奋不已,东方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

比如商品贸易的发展。明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其实是比较高的,农业开始出现明显的商品化,同时商品贸易的发展造成集市数量激增和规模的扩大,一些定期开放的集市渐渐演变成集镇,城镇化开始加速。随着贸易发展出现了跨区域商品贸易,传统以白银和铜钱为媒介的贸易弊端凸显,于是现代版的本土银行——钱庄和票号——开始出现。

这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化在思想文化上也激起了涟漪。王阳明心学中的“狂禅”一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为当时日益强化的平等主义和追逐利润的价值观进行了辩护。狂禅派创始人王艮认为,人无须压制欲望,而是应按欲望行事。李贽是当时最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他蔑视道德权威,提倡功利主义,并且在男女关系上积极为女性正名,即女性的见识并不低于男性,主张婚姻自由。正如易劳逸所说,王艮、李贽等人大多生长于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或者福建的港口城市,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偶然的,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来自商人家庭。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易劳逸在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问题时非常精确的指出,是因为一个民族必须“想要”运用新技术,必须认识到“有必要”改变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路径,才有可能走上工业化道路。但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的世界观,强调人只是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的任务并不是改变自然。相较而言,西方人“非常看重对环境做出理性调控”。比如一直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

本书是对中国近世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变迁做了系统梳理和完美诠释,在全球史视野下为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且情况复杂的社会描绘了持续的图景。其中作者的很多观点和分析发前人所未发,无论对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还是一般读者来说都是能从中获得启发和新知的一本好书。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内容简介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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