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修例”到毁人祖坟 反对派让香港倒退回野蛮时期

2019-07-25 09:54:24    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田飞龙】

进入7月的香港社会依然深陷“反修例”运动的暴力漩涡。每个周末“例常化”的“和平游行+暴力冲击”的社运新范式已经基本定型,标志着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扩大化及其危害的深刻化。

本来,香港以法治为核心价值,以最自由的营商环境为核心竞争力,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地位及优越的国际性身份。这一切优势地位与角色的保有,固然与香港自身的奋斗精神及制度基础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在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整体战略中的杠杆性作用。

国家为了现代化,几乎是尽最大的政治决断力和政策配置力而建构了“一国两制”的系统政策框架及其法治秩序。国家从宪法、基本法及具体政策、战略上的创造性且优先的制度设计与保障,是香港回归以来持续繁荣稳定的最根本原因。国家也因此成为“一国两制”的唯一立法者与最终责任人。

如今,香港以“反修例”运动扩大化的极限施压与不合作方式,正式挑战“一国两制”底线,拒绝继续承担香港对国家现代化的助成作用,持续暴力升级以瘫痪香港管治及法治秩序,损害了香港法治这一核心价值。

反对派暴民袭警现场(图/香港媒体)

反对派暴民袭警现场(图/香港媒体)

警察手指被咬断(图/港媒)

警察手指被咬断(图/港媒)

对香港法治的价值侵蚀与秩序危机,香港法律界本应痛惜,但似乎除了陈弘毅教授有明确的反暴力、反法治损害行为的个人立场声明之外,未见到香港法律界的集体反思与行动。面对“反修例”运动的暴力化,香港法律界许多人尤其是反对派选择了默许和纵容,甚至梁家杰还公然宣称“暴力有时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这是法律人职业伦理的大倒退。

香港法律界希望从暴力化的社运冲击中获得什么呢?瘫痪管治权的政治泄愤快感?年底区议会及明年立法会的选举政治利益?给国外干预势力交一份完美的政治答卷,配合后者遏制中国的系统战略行为?或许,这些具体收益对反对派的具体个人或政党有直接的利益增进,但其付出的社会代价是高昂的,即青年人从此决定性打破了守法与非暴力的核心价值底线,走上一条非理性的激进社运道路。

被误用、滥用的理论

对香港法治核心价值的威胁与动摇,并非始于本次修例风波。其实泛民主派的传统抗争手法本是合乎法治要求的,是在基本法及本地法例范围内合法行使政治权利与自由,展开体制内的政治对抗和博弈。这种传统抗争模式源自于香港反对派在回归之际形成的共识性意识形态,即“民主回归论”。这一抗争路线可以称为是合法的和平路线,泛民主派在此路线下寻求基本法范畴内的“双普选”,也有力推动了香港民主的循序渐进发展。

然而,香港社运路线在2011年初司徒华去世后快速发生分裂分化,一种偏离合法和平路线的“违法暴力化”路线开始成形:

其一是陈云的“香港城邦论”,成为港独思想的滥觞,其中的“city state”的重心与本质在“state”,陈云固有的民俗文化学背景及其政治臆想与独断论述,破坏了香港对“一国两制”本就脆弱的共识基础,诱导了后续的本土分离主义运动;

其二是戴耀廷的“公民抗命论”,在一个完全没有亦无需引入公民抗命传统的法治社会“为赋新词强说愁”,标新立异地展开了一场“港式公民抗命”的政治社会实验,运动本身是失败的,但其“违法达义”的精神教诲就像癌细胞一样在香港社会尤其青年人心智秩序中快速传染扩散。今日香港社运中的大规模违法和频繁的暴力化,与“公民抗命”的港式误用及滥用有直接关联。

香港本应是“一国两制”下聚焦法治与发展的优良社会,却在“香港城邦论”与“公民抗命论”的魔咒交织中迷失和沉沦。这两种本就带有理论复杂性和政治不确定性的思想范式,并未经过倡导者严谨的学理沉淀与论证,也未经过香港公民社会的成熟讨论,而直接且浅陋地运用于香港社运实践之中,贻害无穷。它们就像诱惑香港社会迷航的“塞壬妖歌”,也似被心智迷乱的诡辩家轻易开启的“潘多拉魔盒”。

陈云与戴耀廷(资料图)

陈云与戴耀廷(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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