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北洋大臣李鸿章答外国记者问

2019-03-05 14:36:46  澎湃新闻  

出国访问

由于观念和制度原因,在大门洞开、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中,清朝政府依然坚持“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迟迟不设外交部。但严酷的现实是,即使不设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对外交涉,清朝政府却几乎日日需对外交涉。于是乎清朝政府想出种种办法,设立一些机构、指定委派一些人员处理对外事务。“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便是重要的奇葩设计之一。重要的是地方大臣参与甚至负责紧要的对外交涉,奇葩的是中央政府的外交决策,在相当程度上由“地方”处理、参与决策,甚至起一定的决定作用。外国要与清朝“外交”,却只能与清朝地方政府打交道。这种外交权下放的制度设计恰满足了清朝政府自认为的“天朝上国”的幻象。

因缘际会,李鸿章于1870年末成为首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的28年,他一直担任此职。在这28年间,因其职务职责与个人识见、能力,举凡中外重要交涉,李鸿章无不参与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交涉中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李鸿章是大清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此说或有夸张,但确实说明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的分量之重。近代中国,西方政要、新闻记者最熟悉的中国高官非李莫属,有关李的记载自然多多。尤应重视的是,由于中国报业起步较晚,在那个时代更无中国记者采访政要,所以西方杂志报纸的记者对其采访甚多,其中有些采访、提问非常尖锐、细致。看李相的“答记者问”,不仅有趣,更能从中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国内关于李鸿章史料的搜罗、发掘,虽不能说“净尽”,但也“近尽”。西方杂志报纸上的李鸿章,则为李鸿章研究突开另一富矿,提供了大量新史料。透过“他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的另一面,使这个复杂人物的“多面相”在我们面前再多呈“一面”,对其研究距“全面”又会进一大步。

雷颐:北洋大臣李鸿章答外国记者问

大个子李鸿章侧面照。参见(美国)《孟菲斯每日呼声报》(THE MEMPHIS DAILY APPEAL),1879年9月 13 日,星期六。

李鸿章在国际上曾有“清朝的俾斯麦”之称,这一美誉,来自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将军。1879 年春,退休的格兰特将军来到清朝,与李会见。此后,二人私交甚笃。在此前后,英、美报纸都曾将二人对比,认为二人的经历、地位相似,所以容易建立私谊。美国《孟菲斯每日呼声报》(The MemphisDaily Appeal )1879 年9 月13 日的一篇文章说:“镇压了强大的太平天国叛乱的李鸿章,在清朝的地位跟格兰特将军在美国的相似。”“他就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升到目前高位的李鸿章总督。几年前,他是清朝最有才华的学者之一,现代知识、历史、地理等的造诣都很深。他和格兰特将军年纪相仿,都平定了国家的叛乱。这使两位伟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友谊。没有哪个外国人像格兰特将军一样,在北京及清朝受到如此规格的接待和欢迎。”

不幸的是,“清朝的俾斯麦”并未如普鲁士的俾斯麦那样使国家强大。在格兰特将军称李是“清朝的俾斯麦”十几年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度被投闲散置,但1896年5月他又时来运转,作为清朝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访俄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仅是表面的理由,其实质是因日本打败清朝成为列强之一,改变了东亚格局,而俄国逼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清朝,趁机迅速扩大在清朝东北的影响,抵制日本,使清朝政府产生“联俄制日”的战略构想。欧美列强得悉他要访俄,生怕俄国独自得利,于是纷纷发出邀请。从1896年3月中旬到10月初,他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八国,行程9万多里。他虽长期参与甚至负责外交,但此前去日本是为了屈辱的谈判,而不是出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系列出访既是他的首次出国访问,也是晚清这个层级的大员首次出国访问。而且,还是在他仕途遇挫、赋闲之后才有此出访。清王朝的封闭,由此也可略窥一斑。所以,他此次出访,更值得重视、研究。

向俄国官员传授“官场秘籍”

李鸿章首先访问俄国,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签订了《中俄密约》。当然,他也参加了沙皇的加冕仪式。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后已经立即禀奏了。”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李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我当然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清朝前头了。”的确,他有理由为此骄傲。

平心而论,相较同时代官员,李鸿章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而且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没有极力掩盖这种谎报、瞒报行为,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连李鸿章尚且如此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这足以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是真心怕“圣上”心忧,隐瞒危情实际已成为当时官场的普遍风气,是一种被认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为方式。久而久之,这种“官风”相沿成习,俨然成为清朝官场的一种“文化”或曰一种“官场秘籍”,如果不掌握这种“官场秘籍”,官员在官场可能就“玩不转”。

雷颐:北洋大臣李鸿章答外国记者问

李鸿章与孙子李国雄。参见(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1894年10月6日,星期六,第2693 期。

与俾斯麦惺惺相惜

访俄之后,李鸿章在6月13日到达德国,住在恺撒大酒店(Kaiserhof)。恺撒大酒店是柏林首个大都会酒店,也是当时设施最现代、最豪华的酒店。说到这家酒店,禁不住要闲话一笔,因为它后来见证了将给人类带来巨大浩劫的历史一幕。在纳粹接掌德国政权前夕,这家酒店是纳粹党的大本营、希特勒的住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写的一本吹捧希特勒如何一步步夺取政权的书,书名就是《从恺撒大酒店到总理府》。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兴登堡总统在此酒店对面的总理府接见希特勒,最后确定是否同意他接任总理。据说29日到30日的夜间,希特勒紧张得通宵不寐,在酒店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当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后,戈培尔、罗姆和纳粹的其他头目齐集恺撒大酒店的窗口,焦急翘望总理府大门,等待他们的元首出来。戈培尔记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二战中,此酒店与总理府被完全炸毁,荡然无存。

据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所载,德方“特就‘该撒好司’(旅邸名也,译言‘皇帝屋’华贵无出其右矣)代备行馆,不但饩牵丰腆、供张华美已也”,还事先打听了李鸿章的嗜好,“故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莫不投其所好。甚至中堂常吸之雪茄,常听之画眉鸟,亦复陈于几而悬于笼,则其余概可想见矣”。为迎接李鸿章,德国人真是做足了功课,德国人那种认真细致劲儿,亦可由此略窥一斑。

到柏林的第二天,李鸿章就拜见了德皇威廉二世。稍后专程到汉堡拜访前首相俾斯麦,俾斯麦设家宴招待。曾经权倾一时的俾斯麦,因与威廉二世不和,于1890年被迫辞职。此时,这两位都从权力顶峰突被赋闲的“俾斯麦”相见,或有同病相连之感。

雷颐:北洋大臣李鸿章答外国记者问

李鸿章的欧洲之行。俾斯麦和李鸿章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根据门内尔(Mennell) 先生提供的《新摄影协会》(Neue Photographische Gesellschaft)中的一张照片绘制而成。参见(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1896年7月11日,星期六,第27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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