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 抗战时期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

2019-03-25 13:53:43  澎湃新闻  

日军占领上海初期的毒品市场

抗战爆发之前,上海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市场上流通的毒品,既有“烟”(鸦片)也有“毒”(吗啡、海洛因及可卡因等合成毒品)。据上海市公安局1935年的统计,全市鸦片消费者人数约为12万人。上海地区(含郊区)每月的鸦片消耗量为600担左右。其中400担为“官土”,主要来自云、贵、川三省。其余200担,则由东北、热河和伊朗等地“非法”输入的“私土”构成。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遭遇了空前危机:不仅“官土”运销中断,走私毒品也因交通阻隔难以为继。毒品供给不得不依靠少量个人走私和战前的“存货”。鸦片的价格也因此由每两3元飙升至15元。

面对毒品贸易这一巨大财源和战争爆发后上海毒品市场的无序状态,日军当局很早就计划将这一“生意”控制在手中。战争初期上海的实际控制者——以楠本实隆为首的“日军上海特务部”——每年的活动经费仅有区区20万元。此外,各级傀儡政权由于收入匮乏,经济上也处于困境之中。因此,在占领华界之后,他们乐观地认为毒品贸易将大大缓解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窘境。他们估计毒品贸易每年可带来3亿元的可观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自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等地区。为推动上海地区的毒品贸易,攫取更多财源,日本当局不仅对本国浪人在上海的贩毒行为采取默许态度,甚至还在日军控制的闸北、浦东和公共租界东、北两区实施毒品公卖。

1937年11月,一个背景复杂的日本人藤田勇受上海日军之托,通过“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从伊朗订购了一批重达20万镑的鸦片,用于上海销售。为销售这批鸦片,楠本实隆又将另一名日本浪人——里见甫请来负责此项工作。1938年春,第一批伊朗鸦片到达上海后,里见甫便开始接受订货。由他主持的鸦片贸易十分隐秘,土商只需通过电话即可订货。一旦接到订单,他便派遣部下前往日军上海特务部申领鸦片批文,然后到仓库提货,并在事先约定的地点交易。为保证安全,有时日军也直接参与毒品押送。由于一切都处于秘密状态,这类交易常常被不知内幕的日伪警察所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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