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为何错失收回香港的历史机遇

2019-04-04 13:54:50  澎湃新闻  

1997年前后,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历届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努力多有思考,问题意识多纠结于一个命题:太平洋战争期间和战后数年,历史似乎留给国民政府一个契机,但最终结果是这个政权错失良机,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并未有多少进展。

那么,国民党是如何与收回香港的功绩“失之交臂”?尽管这个命题多少带有些历史研究者“后见之明”的意味,但也并非一个伪命题。历史发展的轨迹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格局变化呈现出多重的可能性,殖民统治的终结已是世界潮流明确的指向,中英之间在香港问题上可选择的道路也并非只有一条。

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学界一般着落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强调国家实力,彼时中国虽位列“四强”,却名实难副,于香港问题难有作为。二是批判政权属性,即国民党反共亲英美的政治立场决定其不可能采取强硬态度,自然不会不惜与英国闹翻以争取港九主权。三是检讨时局限定,内战烽火迭起,国民党面临全局崩溃已无暇自顾,遑论外交得失。客观来说,上述观点均有一定见地,当然,历史往往不似一两句话的总结那样简单。而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也许可以帮助深化对国民政府在战后香港主权问题上的评价。

国民政府是否真的想要收回香港?

首先,收回香港是否是国民政府在战后既定的政治目的与外交方针?

1943年中英新约签订后,国民政府并未放弃争取香港主权。中国曾通过照会,向英国声明对于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的权利。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也重申了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决心。有一点可以明确,自中英新约签订之后,国民政府对于香港问题,无论是作为外交构想还是政治承诺,就策略而言始终坚持以两国协商的形式,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基本上否定了用其他方式收回香港的可能性。

1943年11月11日中美中英两国代表分别在重庆签署新约。图为签署《中英新约》的两国代表,前排左起:顾维钧、薛穆、宋子文、黎吉生、吴国桢。

1943年11月11日中美中英两国代表分别在重庆签署新约。图为签署《中英新约》的两国代表,前排左起:顾维钧、薛穆、宋子文、黎吉生、吴国桢。

然而,国民政府并没有为解决香港问题开出明确的时间表,只是多次表示将在“战后”“合适的时机”,没有时间限制的政治承诺显得目标模糊而诚意不足,很难由此判断其是否愿意竭尽全力。从现已公布的史料来看,战后国民政府曾考虑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但最终停留在了试探的阶段,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

1945年8月22日,当中英之间为香港受降问题激烈纷争之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公开表示,即将举行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将讨论香港问题,而英国对此表示极为“诧异”。中国外交部欧洲司由此拟定了《收回香港问题》的报告,但外交部在何时向英方提出这一关键问题上过于谨慎,在报告中写道:“我国此次对香港问题究应如何提出,在会上或在会外讨论,事先应与英美商洽后办理。”据驻英大使顾维钧回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均主张向英国提出,但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中英双方最好能援交收威海卫租借地之先例“通过双方都满意的步骤进行”。

外长会议期间,宋子文从美国取道英国回国,在伦敦他曾同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见面,但两人均表示英国政府不会放弃香港。王世杰亦向英国朝野人士试探工党政府的态度,同贝文关系密切的法律专家克利浦斯爵士(Sir Cripps)向中方透露,工党政府上台伊始,立足未稳,担心在香港问题上让步会遭致保守党的攻击。其实,无论是工党政府还是保守党政府,都不会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妥协。外长会议后,直至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国民政府都没有正式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

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

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

国民政府在处置涉港事务时,有时会提出主权问题,其用意并非表达中方收回香港的要求,而是以此对英方施压,谋求打破交涉的僵局,“收回港九”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高高悬起而无法达到的目标而已。战后中国政府处置涉港事务,不可避免牵连主权问题,而无论民意舆论如何波涛汹涌,中英双方交涉仍是就事论事。主权问题更多地是弥散在交涉过程的无形压力氛围中,国民政府注重利用这种压力,而其本身亦受到民意舆论对主权诉求的压力。香港主权问题虽在双方交涉之中隐而不现,却贯穿始终。两国外交部门有时唯恐避之不及,而民意舆论却常常欲提还休。可以明确地说,无论战后中英围绕香港如何摩擦不断、纠纷迭起,起因皆非国民政府为收回香港而故意生事,中方在处置涉港事务时亦不打算借此提出收回香港。所以,国民政府在战后并未认真准备收回香港,这多少是个令国人遗憾的结论。

作为“四强”不够强:“弱势外交”的无奈

其次,国际环境对战后香港问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制约了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作为?

较之于北伐建政时期的“革命外交”,战后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常被目为“弱势外交”。尤以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为典型。在“非殖民化”的国际环境中,面对势力收缩的英国,“四强”之一的中国却往往“息事宁人”“态度软弱”。战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十分微妙的国际环境。

一方面,抗战胜利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之位列“四强”之一。按照战争期间中国与英美之间订立的平等新约,中国将逐步收回近代以来失去的国家利权,并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同这种表面现象极不匹配的是,由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国际新秩序使中国再次陷入窘境,国际环境异常险恶。在国际格局的调整之中,战时列强给予平等地位的承诺尚未兑现,新的国家利权又接踵丧失,中国虽获“四强”名号,却仍为列强宰制,虽具大国意识,却难有大国作为。

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会,商讨战后世界的安排。

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会,商讨战后世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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