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华裔数学家为什么说“白种人更加适合搞数学”?

2019-06-13 15:09:39  观察者网  

有位读者“社会理性主义者”在留言中表达了白种人更加适合搞数学的意思,被踩到了热评区。“白种人更加适合搞数学”和许多类似的种族主义言论一样,缺乏科学的依据,我也不必多费唇舌去反驳,仅举一个雄辩的证据。

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金奖得主恽之玮最近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说,华人数学家群体在国际学界已经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了,在中青年数学家群体中,华人的比例很高。他还表示,美国大学里面念基础学科的研究生是中国人、印度人、韩国人比较多,欧美人比较少。骨子里的用功吃苦的精神也是华人能够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

但“白种人更加适合搞数学”言论的背后反映的是心理现象,是文化结果,这值得探讨。

从最杰出的华人数学家看,无论是恽之玮还是这次另一位获奖者朱歆文,他们都是在美国高校深造和任职,包括许晨阳离开北大加入MIT前还留下“逆耳忠言”,指出中国学术科研界有三个问题:学风比较浮躁、学术造假得不到惩处、对年轻人支持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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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晨阳

当然许晨阳也说了:“现在国内也能培养出优秀的博士。中国在数学研究方向的上升趋势十分明显,如果能诞生一些数学大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那么未来的发展必将无限光明。”

许晨阳认为这三个问题说明,中国的物质条件已经不错,但软环境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怎么看这个软环境?华人数学家中非常有名的张益唐,他的故事很说明问题。

1985年,在北大丁石孙校长推荐下,张益唐作为公派自费生来美留学,在普渡大学深造读博。

(划重点:校长器重,说明他那时候在中国并非“不得志”)

1991年,张益唐虽然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几年的博士研究乏善可陈,眼界颇高的张益唐并未发表论文。而且,由于读博期间与导师意见分歧,毕业时对方拒绝为他写推荐信。也因此张益唐毕业后甚至无缘申请到一份博士后的工作,毕业后即告失业。“他(导师)没有为我写推荐信,我因此很多年没找到工作,最后差不多沦落街头……后来帮人做餐饮”。

此后,张益唐一面自己坚持数学研究,一面努力维持生计。毕业后的六七年间忍痛暂别学术圈,历经坎坷。他做过很多零工杂活,包括餐馆帮手、临时会计、送外卖……很难想象一代名校数学才子、数学博士为生活所迫流落市井,数年间沦落到在餐饮店打杂,甚至在车里过夜的窘境。

(划重点: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导师不给推荐信。“推荐信制度”是怎么回事?这里我引用两段话。

第一段话来自一个高赞知乎回答:“推荐信制度导致一旦你在某个导师门下读了博士,以后你人生有一些重要节点都得让他发表意见。找科研岗位工作要推荐信,办绿卡要推荐信。推荐信制度这种汉代才有的'举孝廉'居然现在在美国还大行其道。”

另一段话,是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华裔学者告诉我的:“我有切身感受。早年大陆出来的学生在语言和文化上与西方有太大的差距,所以选择导师时没有太多选择,一般都选了华裔教授,这些华人教授多数来自港台,对大陆学生有不少偏见和歧视,其严重程度尤胜西方人。最后导致不少学生与导师吵翻,甚至不辞而别,学位都没有得到。即使没有吵架,华裔教授的推荐信的力度也远逊于洋人教授。其结果是中国学生在毕业后的前程远逊于他人。”)

故事的最后,张益唐在经典的数论难题“孪生素数猜想”上取得重大突破,跻身第一流的数学家。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数学界人尽皆知。

这段经历,你猜张益唐自己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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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唐

知乎上有位答主,张益唐来房东家做客,他也在场,还留了合影。他转述说,张益唐“还是认为美国人比中国人逻辑思维要好,认为白种人更加适合搞数学”。

答主问张益唐,美国和中国哪个搞研究好,张益唐说:当然美国好,因为美国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比如在subway打工,业余时间就可以搞数学。但是在中国,包括各个方面的压力,亲人和朋友的,以及社会的不理解等。还有,美国的专家评审只看你的论文,不看你的职业。他发表论文的时候,职位仅仅是个普通大学的讲师。但是那些权威的专家还是很认真的审核了他的论文,如果是中国专家……

大家看到吗?从张益唐的经历看,他在中国得到了北大校长的赏识,“非常看重张益唐”,并“力邀他回北大”。他在美国呢?万恶的“推荐信制度”的受害者之一,找不到工作,48岁才结婚。他自己曾用杜甫的两句诗来形容他的命运:“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但是在他看来,美国给了他这样一个只关心数学问题,物质要求很低的人更加纯净的环境,他就是失业也不像在中国有那么大的社会压力。

张益唐的这些看法,首先要注意,即便转述者没有差错,这也是私下场合说的,并不是公开的,许多地方比如“白种人更加适合搞数学”我是不同意的,但我依然认为对这位了不起的数学家应该多一些理解和保护,我也不同意西方那种过度搞“政治正确”的做法。

对于美国的环境,也没有必要过度神话。格罗滕迪克、佩雷尔曼这些非常纯粹、非常隐士的数学家都去过美国,最终也没有选择留在那里。解决“庞加莱猜想”的佩雷尔曼拒掉了美国一批著名学府高薪聘请,当然他也拒掉了数学界最高奖菲尔茨奖。许多“非常不物质主义”的大数学家在祖国也能够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何况美国的学术环境中也有自己的各种问题,比如“推荐信制度”就是有利也有弊的,别的各种制度同样是如此。

不过我们也不必讳言中国的不足。既然中国现在物质上已经不差了,“软环境”的建设确实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因此对许晨阳、张益唐这些一流数学家指出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大方地接受下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美国依然对这么多年轻的数学家有吸引力,一定有中国可以借鉴、学习的地方。华为在世界各地有700多个数学家,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澄清了,他们主要还是做应用数学、信息学的,并不是最主流意义上的数学家。这里我要补充一下,他们的工作,从对人类的贡献来说,和主流数学家是同样重要的。华为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向世界各国先进经验学习的历史,我看特朗普越是搞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中国越是要坚持开放和多边,华为这样的企业越是要继续吸收全世界的能量。

要让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为自己所用,解决自己关切的问题,克服文化上的障碍,管理好这些精英人才,是非常难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些基础科学家来说,心理、文化环境上的东西比物质更重要。这方面华为的先进经验甚至对中国的高校、科研院所都有借鉴意义。

数学有皇冠,皇冠上有明珠,最深刻的工作未必要从0到1再到商业社会复制到百千万亿。700个数学家,丘成桐觉得还是没什么交集,没问题,不怕嫌少,只怕嫌多。我认为华为还可以更进一步,比如成立基金专门资助更纯粹的基础学科的科学家,参考西蒙斯基金会;再比如设立自己冠名的基础科学奖,不以商业应用为导向,哪怕是数论、代数几何方面的深刻工作都可以涵盖,都面向全世界。有些事情华为已经在做了,比如资助科学家后把他们将毕业的学生要过来,数学隐士也没听说过不带学生的,学生也不可能一个都不需要到工业界就业吃饭的,不怕丘成桐他们有话说,就怕他们无话可说,对撞机的钱华为掏不起,但吸引一些“不物质”的人才,华为这样的国际化企业有独特的优势。

有幸喝过一杯任总的咖啡,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我想把这些想法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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