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逮捕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大叫冤枉 声音极惨

关键词:林彪
2020-05-14 17:06:10    人民网

黄吴李邱没有想到,1971年9月12日会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从9月13日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了,接着是10年铁窗生涯。1980年开始审理“两案”时基本搞清:没有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出逃有关系。

揭秘逮捕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大叫冤枉 声音极惨

林彪干将黄永胜的俏皮照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3期

1971年9月12日,是个平静的星期天。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就是被卷进“九一三”漩涡中的黄吴李邱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即将发生震动新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当然更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从9月13日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了,接着是10年铁窗生涯。1980年开始审理“两案”时基本搞清:没有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出逃有关系。

那么,1971年9月12日,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

黄永胜理了发

9月12日,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孙子。孙子1971年5月出生,已经4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三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午饭,开会到夜里两三点,然后回去睡觉。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8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晚上快8点才走?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八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钟,时间由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他在外面大厅坐着,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没有加密。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被抓时,大叫冤枉。那声音惨极痛极,很多人都听到了。

邱家有家宴

9月12日,邱会作的孙女12天了,邱家十分热闹。按老百姓的说法,婴儿出生第10天要好好庆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

邱会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之后风声一阵紧似一阵。邱会作虽然按规定每天读马列的六本书,但心里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运如何。他上午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会议,下午在京西宾馆开会,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后来没见成)。得到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后,几个人都没和吴法宪通气,怕他再捅娄子。家人吃完晚饭已是傍晚六七点钟,邱会作回来了,和大儿子邱路光说了会儿话,就送客人走。婴儿和邱路光的爱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队在新乡,他是特意请假回来的,因为第二天要看牙,和母亲胡敏下山回了总后大院。

邱会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里烦,多喝了几口酒,就睡了。黄吴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药“保驾”,睡前公务员小张给邱会作吃了两三片安眠药。刚睡着没多久,凌晨三点左右,邱会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有个重要的会。邱会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会堂时,安眠药的劲还没过呢。

邱会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干什么,听说周总理、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会不会是“庐山”又发作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看来,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要不,叶群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婚事……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厅,也没注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他小声问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因为李作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所以李猜到一点情况,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会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么事呢?

4点,周恩来宣布,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接着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对于“这一夜”,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干净”,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唯独邱会作对“这一夜”一无所知。1980年审理“两案”,老战友万毅探监时对邱会作说,你没什么事,宣判完你就会出去了。邱会作相信了,连律师也没请。

李作鹏忙着“种自留地”

9月12日这一天,李作鹏在忙着“种自留地”。

他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各自回去“种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各自处理本单位的事情。黄吴李邱除军委办事组的职务外,还都兼着各大单位的第一把手。李作鹏8月陪江青到青岛去了段时间,8月底到连云港处理两派的问题。回到北京,又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到长沙、武汉等地,9月7日、8日还在武汉。“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乱,几天不在家,就会堆积山一样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闲”的星期天,正是大种“自留地”的好时光。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47楼“种”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来电话时,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

处理完山海关的电话,李作鹏又吃安眠药睡了,因为吃了双倍的药,睡得比较踏实。但一听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用过后半夜,是不是与晚上总理那个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

9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九一三”事件,张、江、姚特别高兴,姚文元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作罢。李作鹏支持叶剑英的观点。

毛泽东曾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认为是他的错都认,不是他的问题,他死也不认账。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三叉戟是强行起飞。李作鹏不服气: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下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李作鹏。

吴法宪吓得魂飞魄散

9月12日,对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他最知情,也吓得最厉害。

9月1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了。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已经是9月12日了。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打了一阵乒乓球。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快要开三中全会了,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中午起床后,吴法宪叫车与陈绥圻、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要马上动笔,而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陈绥圻找出前两次的检讨材料,琢磨怎么帮助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而吴法宪按周恩来的指示,仔细阅读印发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

下午就这样紧张地过去了。9月12日晚8点,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约定的谈话结束后,还有一些时间,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6个指导员谈话,解决派性问题。谈话结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红机子响了,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

周总理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调一架大飞机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说没有。周总理又问,究竟有没有?我更加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因为周总理已经从北戴河了解到来了一架大飞机,他说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三十四师(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时念堂正在家里睡觉,他也说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电话问时念堂,时念堂说,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后我了解是胡萍调的飞机。平时任何专机都经过我,这次我却不知道,而且又是总理查问,非同小可。胡萍说,飞机改装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吴法宪把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则是另一种说法。胡萍回忆,吴法宪对他说:林彪在北戴河,林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吴法宪)了,你(胡萍)就以训练的名义,主要是为了保密。

吴法宪回忆:

当时(即得知一架大飞机被调到北戴河后)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把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5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在住院,还是时念堂来。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在这种时候,关于调动飞机,我不能决定,我还要请示周总理。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说话。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可是飞机还是起飞了。

13日凌晨1点,周总理让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往哪儿飞,飞机降在哪儿。三叉戟开始向西,以后向东,最后突然向北,我一一报告。飞到赤峰附近,我提出是不是拦截?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而是要截回来。周总理说这要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复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飞机向西时,我要胡萍叫专机师用报话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喊了15分钟,没有回答。周总理来电话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我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飞出国境,雷达看不见了。周总理又来电话,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要我用脑袋担保。我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电话传达: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到北京来。接着周总理下达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周李邱吴五人的命令。我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北空、沈空,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其他军区空军由航行调度室传达。我向时念堂交代,三个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两点,周总理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郊机场。周总理说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我明白这是监视我了。这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我命令不准起飞,打下来,周总理表示同意。

(责任编辑:费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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