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跨境资本流动与扶贫

2019-10-16 08:53:10    第一财经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他们三人获得今年诺奖的主要研究领域——扶贫并非我的关注重点,迪弗洛前期研究的跨境资本流动则一直是我高度重视的主题,上世纪90年代我读研究生、博士和做博士后时对此问题相当关注,我的博士后论文题目就是《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之所以如此,又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

国际游资膨胀与金融危机频发

中国改革开放于上世纪80年代全面铺开,但全面启动未久就遭遇了席卷全球几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和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债务危机冲击,大批发展中经济体由此经济社会发展一度倒退10年、20年,然后深陷“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转为深重的政治危机,苏联、东欧集团以此为起点发生了政治剧变。

我于1993年考入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和迈克尔·博多(MichaelBordo)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当时随机挑出一个国家,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时高1倍。而且,90年代新兴市场大规模私人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世界银行1998/1999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选择了21个至少两年中每年资本内流占GDP比例平均在2%以上的国家,发现在1976~1996年出现了27次资本大规模内流,其中17次出现了20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者双重危机,还有1次濒临危机。此后,新兴市场又先后爆发了1998年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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