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日本性工作者:暂停接吻服务 和客人同洗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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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30 00:10:00    网易

青森市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对《日刊现代》表示:“我们无法确定这家应召店由多少名从业的应召女郎,以及该应召店的人员构成。应召店方手里有顾客名单,但由于名单属于店方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因此公共卫生部门无法直接联系顾客当事人,只能通过店方联系顾客,再由顾客本人联系公共卫生部门。到目前为止,只有7名顾客接受了核酸检测。”

在青森这种民风淳朴的日本乡下,让街坊邻里和亲朋好友知道自己去买春,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很多人不愿主动和公共卫生部门联系。另外,在没有征得店方的同意的前提下,政府部门不能随意公布应召店的名称和性工作者的个人信息,这也导致很多买春者无法得知自己是否有被感染的风险。

日本中部地区的岐阜县,在6月9日也确诊了一位性工作者,而这位女性的常住地是关东地区的神奈川县。和青森的事例相似的是,岐阜的公共卫生部门也排查确定了20多名与该女性有过密切接触史的人员,但最终只联系到其中的3人。店方也拒绝同意政府公布店名的要求,最终岐阜市只得向公众发出“在6月5日到7日有在岐阜火车站周边区域消费过性服务,如果身体出现异常,请与卫生部门联系”的呼吁。

尽管性服务行业遭到重创,但性的欲望总是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性工作者们掌握预防措施就特别重要。

樱子和SWASH的成员们当然也明白这些,“在这种困难的时刻,能够帮助到我们的也只有我们自己”。在专业医师的协助下,SWASH团队在4月中旬就制作出了一份《预防新冠病毒的性服务工作建议》,并发布在了自己的网站上。

这份工作建议包括三个部分,每部分都是对照通常情况下的服务流程,给出详细的预防建议,包括“强烈建议暂停接吻服务”“和客人一起洗手漱口,也要让客人洗脸”等等。

这是一份很有职业针对性的防疫建议,其监制是东京都立驹込医院传染病中心主任和传染科科长今村显史,曾列席过日本首相官邸主办的新冠防疫的相关会议,可以说是这方面货真价实的专业人士。这也体现出SWASH作为一个有着21年历史的性工作者援助社团的专业性和社会资源调动能力。

当然,SWASH在这次疫情中所做的工作不止这些。

社会动员

4月初开始,日本的新冠感染人数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无法追踪来源的确诊患者越来越多,之前政府所采取的“预防群体感染”的效果在快速递减。

日本的各级政府随即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防疫措施。4月7日,东京、大阪等七个主要都府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日本全国也在16日进入“紧急状态”的范围扩大到全国,直到5月底才宣布解除。

疫情防控的不断升级,对经济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不得不面对倒闭和破产的风险。对此,日本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财政救助计划,包括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持续化补贴”计划。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们可以按照过往的税务申报记录,获得最高金额为200万日元(约13万人民币,个体经营者最高金额为100万日元)的公共财政补贴。

但由于性服务行业普遍存在不申报收入和逃税现象,加上日本主流社会价值观对于性服务行业的职业歧视,政府在5月底曾明确表示,性服务行业“有悖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将被排除在公共财政的补贴项目之外。

说到底,性服务行业有违于社会公德和良俗,且属于社会底层行当,这可以说是日本主流社会的认知。加上性服务行业偷税漏税现象普遍存在,和黑社会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领不到国家的公共财政补贴,也属于意料之中。

但政府对于性工作者能否享受“监护人休假补贴”的政策上,对性工作者也同样采取了排除的态度。

日本政府制定“监护人休假补贴”政策,是因为防疫期间学校关闭,孩子们只能待在家里,因而很多家长需要留在家中照看年纪尚小的子女,无法外出工作。但政府部门却以由于性服务行业的资金有流入黑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为由,在3月底宣布,性服务行业的从业者被排除在补贴对象之外。

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数天后,SWASH团队向政策制定的行政机构——日本厚生劳动省(相当于国内卫生部、民政部和劳动部的综合体)提交了整改请求书,要求“像维护其他职业工作者一样,维护性工作者及其子女们的生存权”。

“据我们调查,有20.7%的性工作者有孩子,有13.3%是单身妈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发声,抗议政府职业歧视的原因之一。”SWASH负责人要友纪子说。

在提交整改请求书的同时,SWASH也利用自身多年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源,联系到了多家媒体来报道她们对于厚生劳动省的抗议,并在社交媒体上扩散相关内容,期望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如SWASH团队所愿,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这一话题产生了足够的热度,在野党中也出现了支持的声音。4月7日,首相安倍晋三就在国会的答辩中公开承诺,政府将考虑把包括陪酒小姐在内的性服务从业者纳入补贴对象。

“没想过转行”

疫情期间待在家里的樱子并没有闲着,她每天都会工作12小时以上,帮着SWASH打理“热线电话”的咨询。当然,电话早就不用了,基本上都是电子邮件。

“疫情开始后,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收到邮件。最近几个月收到的多是询问关于如何申请‘监护人休假补贴’的各类问题。比方说,如何向店方交涉和索要在职证明,向政府提交的收入证明该如何办理等等。”

因为日本法律上的原因,日本的性工作者与店方的关系不属于雇佣与被雇佣的劳动关系,而且很多性工作者不进行纳税申报的现象也比较普遍,所以很容易造成要申请政府补贴,却无法备齐材料的情况。

当然还有一些更为敏感的问题会求助到SWASH。比如,有些性工作者想要尽早复工,但同时又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不愿意接受店方的新冠抗体检测的要求。

这样的案例多来自大阪。5月底,大阪府政府决定,给予知名红灯区之“飞田新地”所辖的约160家风俗店提供财政补助——每家店铺50万日元,总额8000万日元(约合560万人民币),但政府的条件是该补助金将作为新冠抗体的检测费用,各店铺的工作人员和该区域的相关人士以及常住居民都将接受检测(费用免费)。如果发现新冠感染者,需要第一时间告知属地的卫生部门。

因为很多性工作者会对家人隐瞒自己真实的工作情况,所以不少人担心如果被检测出“阳性”后,卫生部门将会联系家人,这样她们现在的工作情况也会被告诉给家人。

“我们能告诉她们的就是,你有权利选择不接受检测。并且,以接受检测来作为复工的前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SWASH的负责人要友纪子这样解释道。

SWASH偶尔也会收到一些让人读后五味杂陈的邮件。

“我们办公室最近收到了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件,发信人是位正在服刑的前性工作者。TA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我们近期工作的相关报道,可能是我们为性工作者发声,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的行动让TA对我们产生了信任感,所以TA把自己在监狱里遇到的种种不公和霸凌情况告诉了我们。”樱子说,“不过,我们能做的很有限。”

“那随着年纪的增长,你是否考虑过从事其他职业,有没有开始担心养老这样的问题呢。毕竟,40岁之后在这个行业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了?”笔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没想过转行,等疫情结束后,我还想回到大阪继续工作。另外,我没想过养老这样的话题,而且,我所接触过的同行,都基本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再说了,要有长远的规划也不太可能从事这个行业。”樱子这样回答。

她接着解释说,“在日本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性工作者年纪是40岁以上的,而且‘熟女’的市场不仅是现在,以前也一直是有的。所以对我而言,只要想做,做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过,疫情结束之前,我会一直待在老家这边,专注SWASH的工作。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武玉江,日本立教大学政治学博士,2013年定居瑞典,现居乌普萨拉)

(责任编辑:卢其龙 CL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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