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孩子的妈妈: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争夺案始末

关键词:抚养权
2020-06-09 12:06:59    澎湃新闻

原标题:看不到孩子的妈妈: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争夺案始末

林迪的微信头像是一只简笔画的狐狸,旁边挨着一只小松鼠,分别代表儿子和女儿。这是她为自己曾计划开办的家庭教育工作室设计的logo。

女儿一岁多的时候,就能在密密麻麻的通讯录里找到她的头像,点开对话框。因此她至今不敢换头像,怕女儿万一哪天有机会找她,却找不到她。

有一天晚上,她梦到儿子背出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他们得以重聚,孩子们把她紧紧抱住。她哭着醒了过来。

看不到孩子的妈妈: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争夺案始末

林迪手上的两个纹身。一个是儿子画的”妈咪“,是和孩子刚分离时纹的;一个是一只代表儿子的小狐狸,是在5月31日儿子生日那天纹的。

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正如一场美梦,她被残忍地叫醒了。

相恋,结婚,生子,争吵,破裂,分居,藏孩子,打官司,争抚养权。

这个情节似乎与一般的离婚案无异,只是当故事的主角换成了两个女人,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在同性婚姻不被认可的情况下,林迪的维权之路异常艰难。她两次去北京,三次报警,结果连孩子的一面都没见到。最终她无计可施,将曾经相爱的伴侣告上法庭。

6月9日,是林迪见不到孩子的第197天。她还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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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迪每天数着与孩子分离的日子,漫长的等待让她时而感觉自己走在一条“无尽路”上。

“最弯的路”

自从大学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林迪开始有意无意地让父母接触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同时也感觉跟父母之间始终有一层隔阂,因为生活中很重要的那部分,没办法向他们敞开。

父母大概也感觉到了这种隔阂。2009年,他们主动跟她说,知道她是同志,也接受,“就希望你快乐”。

正是在那一年,林迪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了章敏。两年后,又在同一个朋友聚会上重逢,当时两人正好都单身,便自然地在一起了。

2012年,在章敏的提议下,两人决定从上海搬到北京,与章的父母一起生活。

林迪从来没去过北京。她是上海人,从小在上海长大、读书、工作,亲友关系基本都在上海。当时她给已在苏州定居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征求他们的同意,希望他们理解,自己和女友对未来的规划。

到了北京,林迪先找了份管理类的工作,做了半年,有点不适应,感觉不太能融入新的环境,就辞了职,跟章敏一起帮其父母打理生意,她主要负责做财务,章的父母给她们发工资,两人的生活和感情渐趋于稳定。

林迪说,2014年两人就有了生孩子的想法,那时身边有女同朋友通过借精方式生了小孩,她们作为孩子的干妈,也感受到为人父母的喜悦,觉得如果自己有孩子的话,“一定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下定决心后,两人便开始备孕,同时寻找相关渠道。一开始她们想问身边的朋友借精,也有人同意了,但后来仔细一想,又担心以后会发生纠葛。最终她们把目光瞄向了丹麦的一家公司,那里号称有全球最大的精子库。

联系好这家公司与专业诊所后,她们在2015年3月抵达丹麦,按照计划,她们将在欧洲待上三个月,各自有三个排卵周期可以进行IUI(人工授精)。但在第一个周期里,章敏检查出多囊卵巢综合征,所以第一次IUI只有林迪一人做。

做完后她们开始往南旅行,林迪几乎每天都会拍拍自己的肚子,笑着问:“说,你在不在里面?在不在?”十几天后在丛林里的度假村测出的验孕结果,给出了否定答案。

返回诊所的路上,林迪对章敏说,如果她能怀上双胞胎,自己怀不上也没关系。章敏纠正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两人都怀上。

为了加深彼此的联结,她们从始至终都用同一个人的精子。但之后的两次IUI,均以失败告终。

她们按原计划回国,决定改做成功率更高的IVF(试管婴儿),依然选择在丹麦的同一家诊所做。第一次IVF时,她们每人只有一个胚胎,最后都没有着床。再度失望而归。

2016年春节前,她们第三次远赴丹麦,做第二次IVF。取卵后第三天,两人各自植入两个受精卵,余下四个继续培养成囊胚。结果,囊胚培植失败,肚子里的4个也没有成为她们期待中的宝宝。

至此,她们已经努力了整整一年,叶酸也吃了一年多,没有一天停过。屡屡失败的沮丧感达到顶点,但就此放弃又心有不甘。后来经人推荐,她们决定到美国去,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还不成功,就只能接受了,说明我们没有这个运气。”

看不到孩子的妈妈: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争夺案始末

在美国取卵前,林迪、章敏两人打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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