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1949年比阎锡山选得对,1957年比章伯钧看得准

2019-10-15 10:40:26  人民网 

1938年,程潜与夫人郭翼青

1949年,在中国鼎革之变的关键时刻,国内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做出抉择,尤其是那些既不是共产党,又不是蒋介石嫡系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南渡北归”,而又有几个真的明白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北归”者在历次运动中心灰意冷,“南渡”的在小岛上郁郁寡欢。在内战最后时刻,程潜选择和平起义,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党国元老,那一定是个深思熟虑的艰难选择。

内战进行到1948年,蒋介石已露败象,国民党内人心涣散。召开国民大会前,蒋介石邀请程潜参与第一届副总统竞选。等到了副总统竞选进入最后一轮,只剩下孙科、李宗仁、程潜三人角逐时,蒋介石又劝程潜退出竞选,把自己的票转给孙科,程潜一气之下把票都给了李宗仁,成就了李代总统的金陵残梦。程潜随即提出回湘主政。

何应钦觉得以程潜的实力,只让他管一个省实在说不过去,便把江西也给了程潜,成立了长沙绥靖公署,下辖湖南、江西两省。程潜回到湖南,立刻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为最后时刻的选择增添筹码。经过精细准备和仔细思量,1949年8月5日,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电文发给程潜:“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颂公及仇亦山、陈子良出席,共商国事,倘能命驾,毋任欢迎”。程潜来到北京,受到了中共高层的特殊礼遇。9月9日,程潜乘坐的火车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火车站迎接,在北平的前门火车站,毛泽东握住程潜的手说:“颂云兄,久违了,可好啊!”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的民主人士,一个是宋庆龄,另一个就是程潜。

毛泽东力劝程潜干省长

与程潜相比,阎锡山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是早年参加同盟会,也是黄兴丈夫团的成员,也曾打杀过共产党,也曾与共产党交情不浅。可1949年之后,阎锡山失去了山西,而程潜却被毛泽东力劝当湖南省长。自从中原大战失利之后,阎锡山便只想保住山西老家,做他的山西王。1949年,当国共最后的和谈破裂时,太原方面也拒绝了和谈,4天之后,太原解放。在山西执政38年的阎锡山只得到台湾做寓公,了此余生。

政协会议之前,毛泽东单独接见与程潜一同起义的程星龄,对他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对颂公如何安排好?中央决定成立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于第四野战区,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想让颂公屈就副主席,论辈分实在是有些为难,你是不是和颂公商量一下?”毛泽东又说:“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后来,程潜暂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到了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程潜担任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改称省长。

1958年,毛泽东回到湖南老家,宴请程潜。这时程潜已经当了4年湖南省长,又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总是往返于北京和长沙之间。席间他向毛泽东提出,岁月不饶人,要求卸任省长职务,让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毛泽东却说:“现在大局安定,不能调换,您是中央的人,我们没有把您当巡抚看待,还是您担任省长为宜,事情多叫他们去办。”毛泽东还建议程潜可以“北京住半年、长沙住半年,天气热的时候到北京,天气冷的时候住长沙,岂不是两全其美”。就这样,程潜这个湖南省长前后当了14年,直到1968年。

“反右”时与周恩来达成默契

1957年,共产党下决心整顿“三风”,并且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夏天,湖南省政协召开大会,许多人提了意见,这些书面发言稿一件件都呈送给程潜审阅,他在上面的批示总是四个字——“留存,送京。”

6月6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从北京打电话到长沙,说要派专机接程潜和湖南省副省长唐生智到北京参加整风座谈会。8日,专机飞抵北京,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的序幕。

程潜回到北京东城宽街2号的寓所,刚进门就听门卫汇报“周总理来了”。这一次,周恩来特意把程潜的政治秘书杨慎之叫住,对他说:“孟潇的文章是你执笔的吧?”原来,1957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分析问题》,文章署名唐生智(字孟潇),实际上就是杨慎之代笔。这篇文章“左”得恰到好处,发表后反响不错。周恩来接着说:“我们邀请颂公来北京参加座谈会,他年事已高,你多出点主意。”之后,周恩来和程潜在客厅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两个人谈了什么,没人知道,但两人肯定是达成了某种默契。据杨慎之秘书回忆:周恩来走后,程潜就吩咐杨秘书写一篇发言稿,准备在第二天的民革中央全会上发言。在政治风云突变之际,程潜究竟怎么想的,谁都难以揣摩透。文章是秘书随“风”转舵的产品,也是这种默契的体现。

第二天,程潜在民革中央的会议上照稿宣读了这篇讲话。讲话中谈道:“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谁在今天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向共产党的领导权进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和狂妄……且不说共产党的强大,且不说宪法规定了共产党对我们国家事务的领导权,退一万步,请问:不要共产党领导,谁来领导?……我们民革代表旧军政人员,其他的民主党派各代表一定阶层、阶级,这是中国政治历史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这番话后来被总结成“政治领导不能轮流坐庄”。

深夜,人民日报记者来访,说程潜将军的发言十分好,明天全文见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意思是以《民主党派何去何从?》为标题。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敏感的政治气氛下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对“反右”运动产生了影响。后来,这“轮流坐庄”的罪名莫名其妙地安到了章伯钧头上,据章诒和回忆:“1957年5月21日,正患腹泻的章伯钧乘坐吉姆轿车前去参加会议,在车子里还在思考给共产党提什么意见,想着想着,想出了一个‘政治设计院’的方案。”就是这个“政治设计院”的想法,被说成了想搞“轮流坐庄”,章伯钧便成了头号右派。

“程星龄被打成右派,这不是杀鸡儆猴吗!”

“反右”期间,一位曾经参加长沙和平起义的国民党将领,由于没有授得军衔,跑到程潜处出言不逊:“颂公,您过了河穿上了鞋袜,蛮舒服的。我们还站在河心,浑身发抖啊”。程潜对他严加训斥:“共产党有一杆秤,秤星很准,各归其位。我是国民党一级上将,唐孟潇也是国民党一级上将,我们争过名利没有?共产党不过河拆桥,我也不过河拆桥,你将我的军,等于将共产党的军,你这样想就是违背了我们当初起义的初衷。现在争功抢赏,斤斤计较,可耻之尤。”程潜说着手举拐杖,满脸怒色,那人自知理亏,溜了。

不过,对于民革的人的遭遇,程潜看得很明白。1957年夏天,程星龄被打成右派,随后,湖南掀起了批判程星龄的高潮。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向程潜打招呼,可私下里程潜说:“程星龄是我族弟,蒋介石讨嫌他,他和共产党联系多,曾身陷国民党囹圄,还是我借机保他出来。长沙和平起义,他参与谋划,功不可没。现在要打他成右派,这不是杀鸡儆猴吗?”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程潜老家的乡亲邻里有时来家里拜访,说出了一些实话。比如,程潜家乡湖南醴陵的官庄水库,就很成问题。死库容太多,拆迁户太多,而灌溉面积却很少。程潜就出生在那里,那个地方该不该修水库他比谁都清楚。听家乡人说,修水库时,男男女女赤膊上阵,而监修的基层干部态度野蛮,和国民党的保甲长一样。程潜发火道:“我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总长,日本侵略军进驻官庄,把我的房子当马厩,后来听说是参谋总长的旧居,立刻清扫退出。修官庄水库,淹没我的私宅,我是一省之长,为什么不先和我打招呼?这不是礼貌不礼貌的问题,个人私利问题,这是蛮干和科学之争的问题。你们不敢讲,我敢讲,我要直接报告毛主席。”这些话是有些斤两的。在那个年代,恐怕只有程潜敢说这样的话。

周恩来:程潜家是革命干部成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程潜算是为数不多与毛泽东保有私交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对他也是礼遇有加。解放初期,毛泽东考虑到程潜旧部众多,人事关系复杂,按月拨大米五万斤作为特别开销,以后币制改革,改为每月5000元,那可真是一笔巨款,要知道当时国家主席的工资只有500元!据程潜的秘书杨慎之回忆:“一半左右固定支给他的部属,其余部分除了赴京开会时开支300-500元外,从不随便动用一文。”

1952年秋天,毛泽东特邀程潜到中南海划船,两人坐上游船,毛泽东要亲自为程潜划船。程潜忙说:“使不得,你是国家元首,又年近花甲,怎么好你为我划船。”“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何况你已古稀之年,总不能叫你为我划船吧。”在影片《开国大典》中,毛泽东为程潜划船的故事被搬上银幕,广为流传。毛泽东和程潜之间的确交往颇多,关系亲密。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还有几个女儿常被邀请到中南海做客。1963年,毛泽东过七十大寿,在中南海举行了家宴,一共只有两桌,除了亲属外,还邀请了4位湖南老人: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那天程潜携夫人和女儿程熙应邀参加了主席的家宴,席间摆满了湖南家乡菜,毛泽东还特意让厨师为程潜加上了豆豉辣椒和熏鱼两道菜。

“文革”开始后不久,周恩来拟定了一份“必须保护的重点人物名单”,包括宋庆龄、程潜、章士钊、蒋光鼐、蔡廷锴等13位民主人士,并指示把程潜接到301医院休息,等到危险过去,又安排程潜回家休养。1968年初,程潜在家不慎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到北京医院手术。可那时北京医院已经乱作一团,医疗秩序混乱。4月9日,86岁的程潜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得知程潜去世,周恩来、江青等人到家中吊唁。悲痛之中的程潜夫人郭翼青当面问周恩来:“总理,程潜的成分究竟算什么人?我们家到底算什么成分?”周恩来当着江青的面大声回答:“颂公当然是革命干部嘛!他与共产党合作那么多年,抗日功勋卓著,和平起义义声昭著,还是一级解放勋章的获得者。解放后,身兼要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们的家庭当然是革命干部家庭嘛!”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近代中国,人们不得不做出选择,而选择的前提是看得懂,所谓“一眼万里”。回顾百年沧桑,很少有人在整个一生中能几起几落始终不被彻底打倒,程潜算是一个。1949年,他比阎锡山选得对;1957年,他比章伯钧看得准;周恩来最后的表态,保全了他的名誉和家人,无怪乎同是湖南人的唐生智感叹说:“颂公死得值”。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原文标题为“程潜:在新中国过得明明白白”来源:人民网

程潜算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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