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

2019-06-29 10:56:44  观察者网 

【文/姚云竹】

1978年12月16日(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19年,中美建交已经40周年。当我们回首中美两国军事关系的历史时,不能忘记40年前,驱动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始动力,是共同的地缘战略考虑和一致的军事需求。中美建交后,军事领域曾经是两国政府高度关注、并致力于优先进行合作的领域。

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美国亚太同盟体制的强化及其亚太前沿兵力部署态势的提升,随着中国军事战略目标的多元化和军事力量的海外拓展,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利益碰撞面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美军事利益的冲突集中在涉台问题上。而进入21世纪后,军事利益的冲突逐渐扩展到东亚其他地区。这突出反映了两国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地缘战略竞争关系,预示着两国在东亚陆海衔接地带发生军事危机的风险不断升高。针对这一情况,中美都有预防和管理军事危机的强烈愿望,并进行了实际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双方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东亚以外的地区,在全球军事与安全事务中,中美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多边框架中进行军事合作的机会也日益增加。

一、中美军事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民众反战呼声日益高涨,与苏联进行综合国力竞争的信心亦有所下降。而中国在深陷“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同时,还要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严重安全威胁。中美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都认识到共同抵御苏联和维护亚太安全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1972年,中美双方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恢复了交往,军事合作是早期交往中颇具实质意义的内容。例如,1976年中国军方曾邀请一些美国专家来华走访和座谈,提供详细的军事咨询。1977年美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访华时,随行人员中有负责空间与防御科学的副顾问本杰明•休伯曼(Benjamin Huberman),与中方的会谈包括了军事合作的内容。同年,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率领科技代表团访华时,随行人员中也有非常敏感的军事科技部门的代表,如宇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在这一时期,美国还没有制定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而中国强烈反对美国与台湾保持联盟关系,在台湾驻扎军队和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中美的军事合作只能是初步的和试探性的。

尼克松访华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军事关系得到优先发展。1979年美国参众两院代表团分别访华,讨论了中国购买美国军事技术、美舰访华、情报合作等问题。1980年两国国防部长实现了互访,开启了其后十年积极和务实的军事合作。1983年9月,美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 Weinberger)访华,双方确定了以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为主要内容的交流框架。80年代,中国派出包括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海、空军司令员等九个高级别代表团访美;美国则派出包括国防部长、副部长、助理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太平洋总部司令、军种参谋长等15个高级别代表团访华。高层互访深化了对抗共同敌人的战略共识,为军事关系奠定了友好发展的基调。两军之间的对口交流活动也频繁进行,包括军事院校交流、训练观摩、条令理论研讨、军舰互访、军事设施参观等。对口交流促进了两军各层级的互相了解与信任,促进了操作层面的合作。然而,军事合作的最大亮点是在军事技术领域:美国国会不断放宽对中国出口军品的限制,给予了中国相当于非北约盟国的友国待遇,中美就军品采购、军事技术合作、技术转让等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黑鹰”运输直升机、反潜鱼雷,战术防空雷达通信器材等军事装备的采购,歼-8战斗机电子设备的改造等。整个20世纪80年代,军事关系的发展具有起点高、进展快、内容实的特点,是两国关系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中美军事合作的蜜月期在90年代戛然而止,随后出现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抽走了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础。双方的军事交流全部停止,未完成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被终止,美国还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长期实施技术封锁和武器禁运。2005年,当欧盟讨论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时,美国通过一轮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强力阻止了欧盟对华解禁的行动。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军事关系不仅无法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而且成为双边关系中最脆弱、最波动、也是最缺少实质内容的关系。如果中美总体关系可以用“时高时低”来形容,军事关系则只能用“时走时停”来描述。中美两军关系时断时续,有不少时候完全处于停止交往的状态。造成关系停摆的大多数事件涉及台湾,如1992年9月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5和1996年两次台海危机,2008年底小布什总统、2010年和2011年奥巴马总统的对台军售决定等。同时,突发事件也曾导致两军较长时间停止交往,典型的有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4月美国EP-3侦察机与中国歼-8战斗机在南海相撞等事件。

其次,美军不断加大对中国进行抵近海空侦察的力度,不但严重破坏军事互信,还大大提升了擦枪走火的概率。除2001年撞机事件外,还有2009年美海军的“无瑕号”(Impeccable)、2010年的“胜利号”、2013年的“考彭斯”号,以及2018年“迪凯特”号(Decatur)等与中方执法船和军舰对峙的事件。此外。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限制美军与解放军进行交流,如《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0)要求国防部审查与中国军队的交往情况并评估利弊,就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交年度报告,禁止中美两军在12个领域进行交流等。这些法律为两军交流合作设定了明确的底线,即任何交往都不能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从而大大限制了两军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当军事关系的持续低落影响到中美总体关系发展时,如何建立新型两军关系就成为中美元首峰会中讨论的重要议题。2013年中美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两军应当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2014年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时,也曾积极评价两军交流取得的重要进展。2015年中美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会晤时再次重申了要促进持续性及实质性对话与沟通,进一步推动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此后,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三次正式会晤中,双方也都强调了建立良好军事关系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美军事关系逐渐趋于稳定。这主要表现在:尽管中美在台湾、东海、南海和其他问题上有严重分歧,并时有危机发生,但双方始终保持了军事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极少出现军事交往全部停顿的情况。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之间的机制化对话平台,如战略安全对话(2017年后升级为外交与安全对话)、国防部工作会晤(Defense Policy Coordination Talk, DPCT)、国防部防务磋商(Defense Consultation Talks, DCT)、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稳定运行,并新增加了战略规划部门、军种和联合参谋部之间的对话,交流机制日益健全。

双方都认识到预防冲突和避免对抗符合共同的利益,并于2014年11月在构建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签署了《关于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2015年两国国防部又为两个备忘录新增了“军事危机通报”和“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附件,并同意就其他附件进行磋商。

两军之间的务实交流涵盖了军事教育、学术研究、军事医学、档案合作、海上搜救、抢险救灾、反海盗、维和行动等内容,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努力探索新的合作形式,每年规划的交流项目多达数十项。

此外,中美军队开始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联合国授权的亚丁湾护航、运送叙利亚化学武器、抗击北非“埃博拉”病毒等任务中进行合作,显示了双方超越双边的利益冲突,在亚太和全球为共同利益进行军事合作的潜力。

2017年12月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战略与安全文件,其高官也不断发表讲话,将中国明确定义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敌手,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了全面强硬。2018年3月,美国政府开始以对抗姿态处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使贸易摩擦很快上升为贸易战。贸易战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很快超出了单纯的贸易问题,扩展到市场开放、企业政策、技术转让、金融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并进一步向地缘战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军事安全、社会文化和人文交流等领域扩大。

对华强硬的政策趋势也反映在军事关系中。美国防部先是以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化为名,取消了对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演习”的邀请。其后又针对中国军队从俄罗斯采购武器装备,宣布制裁解放军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部长。美军还把更多的战略能力部署到中国周边,加强了联合军事演习对中国的指向性,强化了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以更加强势的姿态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主张,压制中国军队的影响力,安抚地区盟国和伙伴国的焦虑情绪。

尽管如此,两军领导人仍然保持了正常的互访活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于2018年6月正式访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也于2018年11月正式访问美国并出席第二轮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该对话的联合声明确定了双方将就建立两军《危机预防沟通框架》保持沟通,这是继2014年《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备忘录后,中美军队致力于加强沟通、降低风险和避免冲突的又一个重要努力。在两国关系迅速下滑之际,两军关系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抗震性,努力发挥两国关系稳定器的作用。

纵观40多年来的中美军事关系,呈现出高开低走、有走有停、在低水平上逐渐趋稳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反映出中美军事关系中确实存在的困难因素,同时也反映出两军之间有不断增加的共同利益。

二、中美军事关系中的困难因素与共同利益

(一)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军事关系中最大的痛点

20个世纪70年代,在美国同意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期后不再续约、从台湾撤出军队,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前提下,中美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在建交后,美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继续保留了对台湾的某种防务承诺。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稳定不断受到美国对台出售武器装备,接受台湾领导人访美,与台湾进行军事交往等事件的冲击。2018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案》和《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等法律,主张提升美台官方关系,敦促政府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等。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担心美国利用台湾制造紧张与危机,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钳制中国的和平发展。而美国则担心中国一旦下决心武力统一台湾,会使其面对或武力干涉或失信于盟国的选择。根据2005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分裂法》,中国军队担负着在必要时以非和平手段实现祖国统一的任务。因此,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两国军队是潜在的作战对手,都在为台湾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进行准备,包括发展军事能力,部署兵力,训练部队和创新作战理论。由于存在中美因台湾兵戎相见的预期,中美军事关系便有了难以消解的零和性质。

然而,中美都不想因为台湾而卷入军事冲突。从政治和外交上管理台湾,遏制“台独”势力,符合双方的利益。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在遏制“台独”势力发展方面曾达成一定默契。

(二)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制之间呈现出日趋紧张的地缘战略对峙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巩固亚太同盟和发展防务伙伴关系时,防范和压制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防务合作的内容也明显针对中国。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美国几乎总是站在与中国对立的一边。钓鱼岛紧张事态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反复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在南海的领土争端中,美国指责中国断续线主张“与国际法不符”,并借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裁决,谴责中国提出过分领土要求等。近年美国在亚太地区重点发展防务关系的国家中,就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印度、越南等国。除在亚太并行发展5组双边同盟与诸多伙伴关系外,美国还推动盟国之间以及盟国和伙伴国之间进行三边和多边军事合作,如建立美日韩之间的情报分享机制,举行美日澳三国的2+2+2会议,在所谓美日印澳“四国机制”(the Quad)中进行政策协调和防务合作等。这些动作让中国认为美国试图建立一个针对自己的地缘战略联盟,将中国排除在亚太安全与军事架构之外。这也使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之间,有越来越多的对抗性。

(三)中美海空力量在第一岛链内形成了竞争性共存的态势

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重点长期放在发展海空力量上。随着能力的增强,中国军队对周边安全事态有了更大的掌控能力,对领海、领空权益有了更强的维护能力,对实现国家统一也有了更多的保障能力。实际上,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仅仅对其周边、特别是东亚的力量对比产生影响。但在美国眼中,其长期奉行的前沿部署、全球投送的军事战略和兵力布局,却受到了中国为保卫核心利益和领土主权权益而发展的海空能力的挑战。特别是在第一岛链内,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所谓的“区域拒止/反介入”(AD/A2)作战能力,而一旦其需要就台湾、钓鱼岛、朝鲜半岛和南海事态采取军事行动时,中国的近中程导弹、海上、空中、水下、甚至太空和网络作战能力,都会削弱美国为所欲为的能力。美国长期享有对所有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即不愿承认、也很难容忍这种不利的力量对比变化,中国在第一岛链内联合作战能力的持续提升,必然被美国视为严重的军事挑战。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海上维权行动和岛礁建设做出过度反应,通过“自由航行行动”、与盟国的联合军事演训和海空侦察监视,强化了针对中国的威慑态势。正是美国的政策和行动,推动了东海和南海争端的军事化。这不仅损害了中美在战略层面的互信,而且增加了战术和技术操作层面发生事故和危机的可能性。中美两军的频繁接触和摩擦,已经使双方在第一岛链内的竞争性军事互动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都严重依赖于全球海上通道的安全。在多元安全挑战不断出现的背景下,维护全球海上通道的畅通与安全应该逐渐成为中美海军的合作点。2008年中国海军开始参加联合国授权的亚丁湾护航行动,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有所增加。但是,总体上看,在全球海洋上进行合作的需求,尚无法抵消美国对中国军力发展、特别是海军发展的猜疑和焦虑。

(四)战略领域的竞争预示着中美军事竞争的未来趋向

中美在核、网络、外层空间和人工智能(AI)等战略领域构成竞争关系,同时也构成生死与共的伙伴关系。中美都是核武器国家,既然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也就不能排除跨过核门槛的风险。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外层空间、人工智能、网络和电磁空间的争夺愈发激烈,中美两国战略力量的指挥与控制体系在危机与冲突中也将受到考验。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以及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战略导弹核潜艇用途的多样化,为管控核升级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长期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坚持保持“精干有效”的核威慑能力。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东亚有步骤地部署反导系统,削弱了中国的核报复打击能力。特朗普政府2018年2月发布的《核态势审查》报告,表明美国将发展和部署低当量的战术核武器,并明确核武器可以用于常规冲突,从而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扩大了核武器的使用范围。面对美国核战略的调整,中国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核武库的规模与构成。最近一段时间,美俄核裁军进程陷入困境,特朗普2018年10月20日以俄罗斯违反《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为由,宣称打算退出该条约,并于2019年2月宣布启动退约程序。《中导条约》的失效会直接影响美俄2021年续签《关于进一步消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New START)的意愿,导致国际军控与裁军形势发生重大逆转,冲击全球的战略稳定和核不扩散机制,刺激地区与全球的常规与核军备竞赛,而中美核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随之大幅度上升。

然而,中美在维护全球核不扩散机制与限制核武器的使用方面仍存在共同利益,在维护战略稳定上保持了长期默契。稳定的核关系,在两国军事关系中发挥着慑止战争,抑制冲突升级的重要作用。

美国通过制定网络战略和发展网络作战概念,设立网络战联合司令部,组建网络战部队,已经把网络空间变成与海洋、陆地、天空和外层空间并列的第五战场。中国军队为了适应军事技术变革,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也需要发展网络攻防作战能力。网络空间成为影响中美军事关系的重要新兴领域。同时,中美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运行等都严重依赖网络空间的良好治理。在没有历史经验和既定行为规则可循的情况下,中美有共同建立网络规则和管理网络秩序的合作空间,也有防止网络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共同利益。

中美都是太空大国,都具备外层空间的军事能力,军事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的实施也离不开外层空间技术和设施的保障。中国反对外层空间的武器化,而美国不愿放弃自己在那里的军事优势和控制权,双方需要通过对话管控涉及外层空间的军事竞争。同时,中美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仍具有共同利益。

此外,美国已经把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异军突起的势头,军事中的广泛应用是可以预期的趋势。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战争的面貌,改变军事力量对比的要素,也改变人类约束和管理战争的方式。与中美的网络关系相仿,双方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利用中,即是竞争的对手,也是合作的伙伴。

中美在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都具有全球利益,也都应该承担全球责任。两国军队在维护和平、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救援、海上搜救、应对传染性疾病、非战斗人员撤离、维护核安保、核查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武器等诸多领域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此外,中美两国都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军事力量是反恐的重要手段,中美两军也有必要就反恐进行合作。

三、中美军事关系的特点

军事关系有一些不同于中美其他关系的特点。

(一)中美两军互不依存,具有各自的独立性

军事领域与贸易、经济、外交和人文领域不一样,双方既不是相互依存,也没有全球和地区架构中的互动,具有互相独立性。美国长期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和军事技术的封锁,中国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独立自主完成武器装备系统的配套发展。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建有军事同盟体系,并通过发展防务伙伴形成联盟的外围结构,这种亚太安全架构有针对中国崛起的明显意图。中国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更多在较松散的多边框架内进行军事合作。两国在军事领域互不挂钩、互不依存、并行发展的状态,降低了军事利益的契合,也使双方发展和维护军事关系的积极性不高,投入较少。正因为如此,中美军事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成本低而指标性强的政策工具。如前文所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旦双边关系中出现危机事件,双方都会以中止军事交往作为危机回应手段,导致军事关系较长时间的中断。

(二)中美两军互为潜在交战对手

中美两军长期面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并都在为冲突进行军事准备,包括发展武器装备能力、制定作战计划、进行训练演习、经营国际合作框架等。如果两支军队都不得不把对方视为潜在交战对手,就很容易培养出敌视对方的军队文化,从而进一步固化以对方为敌手的认知,增加互信的难度。

军事关系中较少的共同利益和较多的敌意,加之双方在中国周边越来越多的对抗性接触和摩擦,使偶发事件难以避免,并有可能迅速升级为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双方都是核武器国家,任何规模的军事冲突都可能导致升级,并最终跨越核门槛。正因为如此,军事关系再下滑,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让危机事态持续升级,不能让误解误判将中美两国带入大规模军事冲突,甚至带入核交锋。合理有效地管控危机,符合双方利益。近年来两军关系在预防和管理危机方面取得了最多成果,今后发展军事关系的首要任务,仍是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第十八届“香会”上,魏凤和与沙纳汉握手

(三)中美军事利益冲突集中于东亚濒海地带

中美军事利益的交集与冲突,大多发生在东亚濒海区域。中国安全利益集中在周边,军事关切也在周边。中国从国土防御逐渐转型为周边防御态势,是为了应对周边地区的安全挑战。美国实行全球战略,东亚是其军事关切的一部分。当中美军事纷争被挤压在第一岛链内时,中国自然会认为美国在遏制自己的发展,美国也会认为中国要把自己赶出西太平洋。随着中国利益向全球拓展,也随着解放军具备越来越多的全球投送能力,中美有可能在更大的国际范围中寻找到利益共同点和军事合作点,从而摆脱东亚的地缘战略桎梏,淡化中美两军关系中的对抗性。

(四)中美军事关系有望继续保持稳定

两军并行发展、互不依赖,军事合作中实质性内容不多,各自对对方也没有过高的期望值。这反而使军事关系不会受到当前经贸脱钩等美国打压措施的冲击,也不会因焦虑和失望使关系持续下滑。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基于危机管控的军事互动反而会起到防止双方跌入全面对抗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美总体关系中的一个稳定因素。

四、发展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军事关系

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中美军事关系高开低走,跌宕起伏。当前,在双边关系下滑的总体态势下,军事关系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反而相对稳定。作为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健康稳定的军事关系,始终是两国元首、政府和军队的努力方向。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元首曾就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同一时期,中美两军也为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确立了“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等一些基本原则。2018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峰会(G20)期间举行会晤时,再次强调了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军事关系同样也需要保持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

(一)以管理分歧和防止危机为主线处理双边军事关系

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避免突发事件造成总体关系走向对抗,是经营军事关系的重中之重。首先,中美两军多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沟通机制,对稳定军事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应根据形势发展,逐步设立和完善防务部门与军队直属机构、战区司令部和军种之间的对话机制;其次,两军应就更广泛的议题进行对话交流,提高各自政策的可预测性,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如就核政策与核战略、网络军事安全、外层空间安全、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等战略议题进行对话,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政策思路。同时,要提高现有对话机制的交流质量,更加重视对话内容而非形式;要在对话中坦诚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逐步增加军事能力和兵力部署的透明度,务实探讨开展合作和管控分歧的可能性;再次,充分利用多边对话机制和国际论坛场合进行双边对话,以便展示双方的合作姿态,降低亚太国家和全球对于中美关系走向对抗的焦虑感。

(二)以防范和控制突发事件为重点进行危机管控。

各层级的安全和军事对话都应包括危机管控的内容。目前,国防部热线等联络机制已经被赋予危机联络的职能,并制定了紧急情况时的使用程序,还可以考虑逐步设立海空军及有关战区之间的热线,最终形成从上到下较完整的紧急联络机制。双方要认真落实《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中的互信和危机预防措施,并为两个备忘录继续增加新的内容。

(三)以共同利益为主轴推动多边机制及全球范围的军事合作

双方需要加强协调,寻找合作机会,为全球安全领域的治理、为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应对共同努力。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涵盖了亚太甚至全球范围。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军事关系,需要跳出双边摩擦的桎梏,创设更多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平台。这将是抑制和缓解双方分歧与摩擦的最佳途径。首先,中美在打击恐怖主义、加强核安保、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和、海上搜救、人道主义救援、打击跨国犯罪、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通过这些领域的合作,中美两军可以增加互信和培养合作的习惯。其次,在传统安全领域,如维护全球航行自由、保卫海上通道安全、解决国际冲突和帮助战后重建等方面,中美也有共同利益,也需要进行合作。实际上,中美在联合国授权框架内共同参与的亚丁湾护航行动,已经为这类合作开了先河。即使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核、网络、外层空间和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双方应改变对抗式的互动,努力增加关系中的积极成分,努力就避免外层空间武器化和建立“外层空间行为准则”,打击网络犯罪、开展网络反恐、维护网络秩序,就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利用及规则建立等进行对话与合作。

(四)以增信释疑为出发点缓解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立

为此,美国有必要推进亚太地区军事同盟的转型,增加同盟的包容性,减少排他性,并在处理地区安全事务时,降低对军事手段的依赖。中国需要认识美国亚太军事同盟的存在,是历史也是现实,要做好与之长期相处、妥善处理关系的准备。中美应探索建立中国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同盟之间的对话机制,将增进了解,减少误解、误判,管控危机与风险,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作为对话的主要内容。为逐渐增加互信,中美应将更多信息纳入双方通报范围,如重大军事政策调整,美国与盟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与别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等。双方还可考虑邀请对方观摩或参加与别国联合举行的军事演习。

此外,中美同为“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多边机制的成员,应共同参加多边安全与军事活动,推动形成中美都能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亚太安全机制,从而增强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之间的互容性。

五、结语

两千多年前孔子曾说自己“四十不惑”,也就是到了40岁时,成为一个“智者”,不再为外界事物所迷惑了。然而,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我们看到的不是年届40的成熟和豁达,而是焦虑带来的怀疑,不满带来的哀怨,误解带来的愤慨,以及认知改变后的负向互动。2018年上半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扩散到经济关系的全领域,还在向地缘战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军事安全、社会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各领域蔓延,使双方都在重新审视对方,也使中美关系处于大变化的十字路口。

诚然,历史上很少有哪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今天的中美关系这样复杂,世界上也很少有“智者”需要面对管理中美关系这样的挑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2000多年前修昔底德笔下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陷阱”,来比拟中国和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处境,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20多年前结束的美苏冷战,来预判中美关系的未来。中美关系太复杂也太独特,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照搬;中美关系的影响太重要太深远,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掉以轻心。处理中美军事关系,更是需要慎之又慎,因为这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亚太地区的稳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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