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为何回国?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我们要话语纠偏

2019-10-01 09:02:22  观察者网 

“中国人,你要自信。”

“一出国,就爱国。”

这两句话,要是放在十年前,恐怕还会有人嗤之以鼻。然而十年之后,这两句话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背后都有一句潜台词:因为祖国强大了。

最早说出这两句话的,是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张维为教授。

从邓小平翻译,到出国读书,从东方到西方,张维为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较中西政治制度,探索中国模式的新表达。“我们呼吁中国人要自信,论证中国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伟大文明,强调中国模式可与西方模式竞争。”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观察者网推出“70周年·爱上中国”系列报道,专访海外归来学者,从个体人生历程出发,讲述新中国故事。本期嘉宾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

【采访、整理/朱敏洁,视频/刘富东】

·站在海外,重新认识中国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虽然观网读者对您已经非常熟悉了,但首先还是想先请您聊聊自己当年出国时的状况,比如您个人的生活状况、社会环境等等;您当时出去是有什么机遇吗?出国后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张维为:我出国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在念书、然后到外交部工作,以国内为基地的出国,第二部分是我到国外念书工作,以国外为基地,走访其他国家。我第一次出国是1983年,去泰国曼谷,到了那里我就被震惊了,曼谷竟然可以这么发达。因为这对我们而言是很开眼的事,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商店能开到晚上九点。要知道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商店友谊商店,外宾可以进去买东西,还有一个很好的商店是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现在还在;但到了曼谷后发现,这样的购物商场太多了,当时的直觉是曼谷比北京、上海领先二十年。我可以想象,1978年邓小平接连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一个比一个发达,这种震撼是中国拥抱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力。跟国际比较,我们明显在现代化方面落伍了,必须发愤图强。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左二为张维为教授(图片为作者提供)

我是1988年离开外交部出国,当时联合国给了我一个合同,到联合国欧洲总部日内瓦做口译,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能去念书,所以到了那边之后我就申请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并通过了考试,1988年10月入学读硕士、博士。

从1983年夏天进外交部翻译室,开始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到1988年离开,我在外交部工作将近五年,走了近30个国家。到了欧洲后,我就想,能不能走到一百个,争取每年都有机会出去走走,比如到某地开会也好旅游也好,就顺便走一两个国家,这样慢慢积累,到2006年我就走了一百多个国家。

观察者网:您到瑞士念书的经历,跟之前外交部的工作还是很不一样,到了欧洲,个人的感受应该也有所不同吧?

张维为:欧洲当然比泰国更加发达,那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赶上;但现在中国人到瑞士、到欧洲去看看,也就这么回事了,很多地方我们比他们更发达,特别是硬件、基础设施之类。我在外交部做翻译时,可以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创意、新的政策措施,给领导人做翻译时,他们谈的也都是改革开放,话题比例恐怕要占到一半以上,还有一半可能就是外交政策等。所以我对很多问题都特别感兴趣,利用读硕博士这段时间认认真真思考。现在回头看,这就是在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了,但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多,把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我1994年博士论文做完的这段期间,中国发生的大事件梳理一遍,包括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内状况如何,主要采取什么政策,哪些方面回头看是对的,哪些方面则是出了问题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很早就谈中国模式,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

观察者网:您在瑞士读书时期,正好是改革开放的活跃期,站在国外回望中国时,有什么事情对您触动特别大,让您意识到国家的变化,想要回国或是重新认识中国?

张维为:回想80年代,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中国活起来了,当时民间有个说法叫“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过去因为“文革”的压抑,人们不能赚钱,赚钱是错误的事情。而那时人们突然发现,只要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哪怕没日没夜干活都没人阻拦,虽然给人一种到处都比较乱的感觉,但社会氛围非常活跃。

就我个人来讲,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上海的变化,因为每年都会回来看看。邓小平在1991年说“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真的亲眼见证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又正好赶上我做博士论文,所以我基本上把邓小平的讲话、思路进行非常透彻的研究,我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另一方面,我当时已经走了大概五六十个国家,很多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西方国家,比较下来发觉中国模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经得起国际比较,我们的进步大且快。

观察者网:能分享一些具体事例吗?

张维为: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例子,虽然不是我本人,但跟我的经历一模一样。当时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秘书是一位比利时女士,她陪日内瓦的一个乐团到上海等几个中国城市巡演;回来后,她手舞足蹈地做手势跟我形容上海的变化,她说太厉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发展,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会儿上海正在建立高架,有的已经造好了,车子在上面开,整个城市非常立体化,相比之下欧洲是不变的。我三十年前去瑞士日内瓦,那时的地图到今天还可以用,没有什么变化,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变化是不得了,像复旦大学规模已经是过去三到四倍,变化太大了,这些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从90年代至今,中国越来越亮;过去在西方时,发现这些国家都好亮,城市灯光很炫,但现在全世界最亮的大概是中国。

观察者网:9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这件大事的最终拍板肯定离不开邓小平。您过去做过邓小平的翻译,又亲身经历浦东开发的整个过程,您有些什么感触?

张维为:我最后给邓小平做翻译是1987年,浦东开发是1990年。我没有亲眼见证这一重大决定,但对于他的思路,我有一些了解,也蛮有感触。邓小平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94年春节,后来就没来过了。那时新锦江饭店建成不久,他登上锦江饭店楼顶的旋转餐厅,看到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上海变了,非常高兴。从1991年提出“一年个样,三年大变样”到1994年,正好三年,看到了上海的大变样,灯光灿烂,当然现在就更不一样了。

邓小平过去说过,如果改革开放中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上海开放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研究中国如何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所以邓小平最初决定先在相对边缘的地方搞特区,比如深圳,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上海是中国经济重镇,对国家财政贡献大概高达五分之一左右,谁都担心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所以,邓小平后来说,上海如果能更早一点开放会更好,但他也讲,晚开放有晚开放的好处,可以汲取别人的教训,做得更好。浦东经验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称之为“浦东模式”,浦东模式的经典之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迄今为止上海市政府换了这么多届,但这张蓝图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往深探索,整个发展规划早已做好了。这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

·“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

观察者网:确实,这跟您过去经常提到的中国政府的稳定性、制定长期规划并有效执行的观点很符合。那么,您在欧洲学习生活这么多年,最后选择回到国内是出于什么原因?

张维为:我是一直想回来的,虽然在欧洲我生活得很好。我一直看好上海,上海毫无疑问是一个世界级城市,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当时见过上海老市长汪道涵,我有段时间做两岸关系,台湾去的比较多,回来后跟他聊过,他也跟我讲起当年邓小平对浦东开发的一些设想,我印象非常深。

我最终完全回上海定居是受到一些具体事情的触动,说起来和观察者网也有关系。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10年4月,在这之前我已经出了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这本书初版做得并不是很好,但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但那时我们之间还不认识;他们给我发邀请函说,张老师能不能到春秋研究院来做一次演讲,于是我就来了,也就认识现在一起做事的核心团队。

当时我讲了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上几乎都是骂自己国家、骂中国模式的声音,令人担心之极。我觉得这是要出大问题的。有感于此,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说,今年是2010年,是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当年周恩来总理跟印度大使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周总理请印度大使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这句话掷地有声,印度大使后来还将此写在回忆录中。

我当时说,我个人认为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已经越过了“三八线”,我们要管,否则要出大问题。在座的另一位学者、现在也是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之一说,张老师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我们在国内感觉这个状况比你讲得还要严重,不是越过“三八线”,而是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总之,当晚,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商量,决定要做事情,要写书、办网站、办刊物,要通过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来纠偏,完全是民间力量,没有任何官方指示。接着我就从欧洲回来了,另外还有从美国回来的,从新西兰回来的,从新加坡回来的等等,大家一起聚到上海做事情。慢慢的,刊物、著作、网站、视频等都做起来了,影响也越来越大。

我觉得一批有担当,有学识,真正做事业的人,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发出了自己应该发出的声音,总体看来还是起了一点积极作用的。我们最早提出了“中国人,你要自信”,我们反复论证讲中国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的伟大文明,我们一直说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一点都无需害怕。

2011年,春秋研究院组织我和福山的辩论,你可以去回看一下当时的现场视频,一半人支持我,一半人反对我、支持福山,对立情绪非常厉害;我一讲完,一部分为我鼓掌,福山讲完另一部分人为他鼓掌。现在八九年过去了,证明我们对中国大势、世界大势的判断比西方学者更为准确,我觉得这是好事。前面提到的这段经历我过去没有公开说过。

2011年,张维为与福山(右)辩论。

观察者网:所以其实让您决定回国定居,跟当时国内的整体形势是有关系的。

张维为:有一个情况是,我突然发觉,过去一直以英文写作为主虽然也产生影响,但用中文写作时受众多百倍不止。我还在日内瓦时开了一个博客,把《中国触动全球》中的一篇《别了,南斯拉夫》,放到博客上,是我走访南斯拉夫的整体观感和思考,没几天,文章跟帖就达到三四千,这种影响在国外是不可能的。我感觉到要近距离跟读者互动、讨论,当然关键是这一批人,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回国做事。

·浦东模式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不少在上海的经历,您出生在上海,对这座城市经历的变革是否有着更特殊的看法?如今站在建国70年之际,您最想对其诉诸的情感是什么?之前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是,您主讲的《这就是中国》这档节目敲定在上海东方卫视录制,后来央视也找过您,但您最后还是决定留在上海,这是否有什么考虑?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的节目是东方卫视主动来找我,我过去在央视也做过一些节目。毫无疑问,这两个平台都非常好,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东方卫视作为地方卫视总体上灵活性更大一点,比如在东方卫视我们可以调侃一下印度、调侃一下特朗普,但在央视就很难做。所以我决定做这个节目。当时我说,最关键的是,最后由谁拍来板;这个最关键,千万不能婆婆妈妈太多,拍板的人要认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理念、中国话语。东方卫视对此做了安排;做节目有时也要磨合,但这很自然。有些观点大家会有争议,但关键是我们坚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讲真话,我们坚持真实的观众,真实的问题,原创性的话语,原创性的形式,最后效果非常之好。

观察者网和读者都理解,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就像这几个月的香港问题,前两天沙特油井遭无人机轰炸,中美贸易战持续一年有余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普通老百姓困惑,年轻人困惑,甚至党政干部也有困惑,所以我们觉得要把自己的研究、真正的思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想,我们这个做法是对的,我们的方法是打话语组合拳——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与国际话语的组合拳。这跟官方话语不完全一样,官方话语很重要,但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包括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所以我们必须也要有对应,这样才能很好的传播。我们做了尝试,观察者网其实也是如此,是三种话语的组合拳,读者就喜欢看。显然这个尝试是成功的。

《这就是中国》节目现场

观察者网:今天我们谈论建国70年肯定脱离不了上海。上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正如前面提到的为什么改革开放最早不是在上海,可能跟它承担很多国家责任有关,大量国企扎根上海,尤其今天上海又承接新的国家战略等,这是上海自身的努力所抓到的机遇,还是国家必须将此赋予上海?您对上海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新任务和新实验有何看法?

张维为: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重镇,中央对上海的定位非常明确: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现在上海开展的一些改革开放试验,特别是开放层面的试验,都在上海先行先试,像自贸区、沪伦通、进博会等等,都是沿着这个思路一步步升华。当然,这也跟上海自身的发展有关,换句话说,上海再进一步发展,它的目标在哪里?中国模式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出更高的目标,让你去努力实现。

上海的整个发展过程,进步非常之快,我当时那本书《中国震撼》,实际上不少内容是在讲上海震撼。上海有做得好的地方,但很快也会遇到一些自己的问题,比如国企改革等等。好在中央做过大量调研后,对上海提出的很多目标,总体上海完成得不错,中央也比较满意,所以愿意把很多试验放在上海。

以自贸区为例,它已经不是过去简单的开放。开放的一个大背景是在发生变化的,十八大之前总体是以吸引外资、出口导向为主,大多是工业和商业。现在的开放,明显就是全方位开放,不仅吸引外资,还要中国资本走出去。从过去五年为尺度来看,实际上走出去的资金比吸引进来的还要多一些,过去是以出口为主,现在进口大幅增加,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增加进口也有其他好处,其中一个就是人民币可以走出去,取得定价权。

这些方面自贸区正在试验,过去的一些自贸新区更多的是贸易便利化,现在则是贸易自由化,因此在设计上不光是货物流,还有服务流、资金流,人员流,这些方面都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新的试验。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能提供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所以自贸区很快推广到各个地方,比如“一口受理”,一个地方办理各种各样的要求,加快办证速度,再比如负面清单制度、注册制,过去很多需要审批、审核,现在改注册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等等。总体而言,这些试验还是比较成功的。最近临港新区相当于是过去自贸新片区的扩大,有了更多新功能,像先进制造业、金融中心的新服务项目。甚至不久前我还看到上海建航运中心涉及到不少争端解决机制,所以设立海事法庭,这也会在新片区实践。总之,上海有很多新任务都在试验。

临港地区开放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

观察者网:不过,外界对于这些新试验也都抱着诚惶诚恐的态度,不确定今后走向如何,也不知道上海经验能否在别处被复制。

张维为:对的,我想恐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担忧是金融,其他方面我都不太担心,但上海能否建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有些紧张。这次港交所有意向收购伦交所,但伦交所的回应中没有任何意向,还称谈合作的话更愿意和上交所合作。这说明他们更看重能直接与大陆打交道,也证明上海这些年在金融改革方面的进步。上海背后是整个长三角,腹地非常大,再加上今年科创板在上海启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证监会主席易会满、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都在上海做了重要讲话,提振信心。

我们仔细看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中央还是比较满意的。研发的投入占上海GDP的比例已绝对超过一般的西方国家,超过OECD成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标志着上海经济驱动力已经不是纯粹靠一般投资,而是靠研发投资,靠新经济。这也是给中国其他地方带头,看能否在新发展理念、整体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崛起走到这个阶段,什么问题都不能回避

观察者网:您前面多次提到要将中国模式作为参照物,新中国70年发展之路上,中国共产党无疑发挥巨大作用,您能否概括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复兴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今后更漫长的历史奋斗中还需作出的自我革新?

张维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特点是,它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是部分利益党,仅代表某个社会阶层,某一个社会的一部分力量或一部分利益。通过票决制竞争,你51比49就赢了,也就是所谓的法治。但这种政治游戏在中国的国情下难以适应,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人口规模相当于一百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所以中国共产党是统一的整体利益党,我觉得这是最关键之处。跟西方政党完全不一样,整体利益党是“使命党”,它对国家、对文明的终极命运负责,比如韩国的一个政党、台湾地区的某个政党,他们不需要负任何终极责任,不负任何终极责任。但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毛主席过去说,五六十年要赶上美国,否则要开除国籍;邓小平说要分三步走,一直规划到2050年;习主席提出两个百年,所以只有整体利益党、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政治力量,才会这样来规划,它对自己文明的复兴负终极责任。

更可贵的是,在这种长期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讲改革。值得骄傲的是,中国是全世界的改革专家,过去四十年我们是改革加开放,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其实,多数国家是没有改革能力的,因为他们没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这是最关键的。但我们一直与时俱进,不停地改革是让自己的工作能做得更好。世界变化太快,要适应这个变化,包括在大学、在各个机构,你会发现一方面进步很快,但另一方面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就是靠改革。

2008年北京奥运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学习。2008年奥运会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信起来,总结中国模式。您怎么看这种国家心态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崛起,在人类历史都是罕见的,我经常讲这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每隔十来年就是一场工业革命,30岁或是30岁以上的人在中国几乎全程亲眼见证了什么叫农业文明、什么叫工业文明、什么叫信息文明?现在信息文明方面,我们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一部手机可以全部搞定,这样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自信心,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虽然还有一些公知天天骂自己的国家,但他们的影响力在迅速减弱。另外,这次香港局势又给大家上了一堂史诗般的道路自信、爱国主义的思政课,效果很好。

观察者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原本可能存在这样的声音,但起初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发声,受到压抑,当有了一个平台或是看到像您这样的一批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后,突然发现自己想表达的情感被讲出来了。

张维为:这背后是其实时代的潮流,在推着你往前走。像观察者网,我们这批人的声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甚至是呼应,应该说逐渐成为越来越主流的声音。比如,我现在做《这就是中国》节目,很多年轻人追剧,我们没想到这些小孩子看了之后在B站给我们打9.7分。节目的很多观众是90后,这证明了他们有很多困惑,当你真诚地对待他们的问题,实事求是回应他们的关切,给他们有温度、有质量的作品,他们会非常喜欢。

观察者网: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说,张老师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好像“出圈”了。有一些过去不熟悉的、没有任何交集的观众、读者也在看,年龄层跨度很大。您通过写书、写博客、开讲座、做节目等各种方式与社会各界有志之士共同为中国话语建设努力。回顾并展望中国话语构建,您有什么感想和评价?对如今市面上各类中国话语,有什么看法?

张维为:这说明时代呼唤思想,呼唤有质量有温度的精神产品。我们太需要把中国的一切说清楚,因为中国崛起已经走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就会发觉我们什么问题都不能回避。很多问题我们要开宗明义地讨论,开放式提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你要说“修宪”,我给你讲“修宪”,你想谈“文革”我们就讨论“文革”,你要讲“言论自由、网络自由”,我就和你探讨这些自由,什么都不回避。我觉得中国到了这个阶段,一定要把这些问题透彻地说清楚,这也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就目前来看,我们在解构西方话语方面的成绩很大,特别是在政治学和政治领域,坦白说我们已经基本解构完毕,随时可以亮剑,无需做准备。无论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还是国内公知,我们都可以辩论,讲道理。相比之下,建构方面虽然也做了很多努力,也蛮有成就感,但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因为解构相对容易,你把他存在的种种问题说出来就可以了,但建构需要更多努力和精力。

观察者网:此前外界有一种观点是,我们应该从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慢慢发展为讲好中国观点,如何在国际上表达我们的观点、主张甚至设置规则的声音,您认为在这方面还应有什么作为?

张维为:笼统地说,我把这些都归在中国话语里面,包括中国观点、中国标准、中国认知等等。这些话语建构也正在慢慢起来,但真正高质量的还不是特别多。以中国标准为例,这个标准不仅要能用来讨论中国问题,也可以用于讨论世界的问题。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说“实事求是”的中国概念,它既可以讲中国,也可以讲西方,可以比较,再比如选贤任能,你可以就此建立一个指标体系等。

最近我提出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因为中国将于明年完成扶贫、消除极端贫困,我就想到美国的贫困,我们用中国的标准来看美国的贫困。根据联合国报告,按美国的标准有4000万人处于贫困,其中530万是赤贫,即便按第三世界国家标准都是严重贫困人口。如果以人口比例来看,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放到中国可能就相当于2500万是赤贫状态的。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我们之后就要研究这到底怎么回事、持平到什么程度。联合国已经出了一份报告,我也想看看报告原文,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这其实就是尝试一下能否用中国标准把西方的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这是中国话语建构的一部分。

·放眼国际,我们心态可以更平和一些

观察者网:中国走到这个阶段,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角色,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但总有抹不去的偏见和傲慢。我们该如何对外解释中国70年的改革和发展?西方究竟能听懂吗?

张维为: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话语研究成果是外部世界可以看懂听懂的。我现在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否则将《这就是中国》翻成英文,老外完全能看懂听懂。我们的概念是国际化的概念,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提出的一些概念,西方社会现在也开始理解和接受,“阿拉伯之冬”这个概念是我自己创造并第一次使用的,现在大家全都接受了。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概念是张维为创造的,这没关系,但只要你始用这个概念,你对整个问题的理解就比较深入了。再比如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很多西方学者也都逐渐接受了,只是他们接受的和我的解释不完全一样,他们理解的范畴更大了,印度、土耳其、俄罗斯都说自己是文明型国家。

但背后的理念是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是西方推崇的、都要走西方这条路,这是最关键的,这一点认知很重要。大家都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在更好的基础上对话。我提出“良政和劣政应该代替民主和专制”,接受的人也多起来了。所以,只要你认认真真投入,切合这个世界的真实需求、真实状况,就会逐步产生影响力。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做这件事情,这个世界太需要中国人的智慧,通过中国人的分析和观点把世界上的事情说清楚。

观察者网:您提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细节,您在演讲时提到一个中国概念时,经常会把对应的英文表述也告诉大家。

张维为:对,中国话语要走出去的话,现阶段确实需要外语,通过各种媒介把它表述出去。

观察者网:其实类似的想法,在一些国外“知华”学者中也有。比如傅高义,他在回应日本经历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社会状况时曾提出,日本缺少有智慧、有能力、有勇气、且能在国际场合用外语准确表述自己主张的政治家和学者,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观点即便是放在当下的中国也是讲得通的。

张维为:是的,像我因为长期在国外生活,长期跟西方各种各样的观点亮剑交锋;有些观点之所以比较有战斗力,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本来就是在辩论和交锋中产生的。我经常说,提什么问题都可以,越尖锐越好,我做任何讲座都坚持一条,一定要有互动,这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一切在于国际比较,当然我也不是说中国已经做得好到天上去了,我们有自己的问题,但将过去数十年中进行跨国比较,中国无疑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

放眼整个国际,对中国的误解还是很多。本质上讲,我们可以继续努力,但我们心态应该放得平和一点,西方社会因为自身的宗教传统、意识形态传统,要想让它完全接受我们的观点是很难的,你再怎么努力,到了这个限制就跟过不去的坎一样。但同时,我也认为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如果他最后觉得“哇,你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了,那么即使不理解也会跟着中国。就像中美贸易战,不要害怕,美国人有一个特点,英文叫做“if I can’t beat you ,I join you”,中文是“如果不能打败你,我就加入你”。美国是个商业民族,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文化,你比它弱,它就拼命欺负你,一旦发觉斗不过你,他就加入跟着你走。

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上海举行,刘鹤与美方代表站在和平饭店眺望黄浦江。

观察者网:您讲了这么多关于自己、国家这些年来走过的路程,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70年发展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什么重要借鉴,尤其是当下自由主义多元化与保守主义对抗零和之间的角力?当然也要请您展望今后的中国。

张维为:这个题目有点太大了,我就简单总结一下自己的感受。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三十而立,最大的特点是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随着中国成功,我们发现这些政治制度非常之重要,并不断完善。此外还奠定了基础的工业体系,虽然是初步的,还进行大量社会革命,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基础教育的普及,这都是前三十年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建立这一系列独立的体系,就没有后四十年的崛起。

但是我们要承认在四十年前,依照国际标准来看,中国是一个穷国,全国人均GDP低于非洲。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去曼谷也好,去非洲也好,很多国家的首都都比北京更现代化。一直到70年代,我们讲结婚三大件,就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是为了补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整体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称之为“四十而不惑“,经过四十年时间,一次接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找到自己成功的道路,真的可以做到一览众山小。

我一直讲两个观点,今天用中国制度、模式、道路来看西方,甚至看香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当然也有问题,但我们一直在改革,可以通过改革解决。在70年历史新的起点上,中国可以非常自信,不是说我们好到天上去了,但是我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很多壮举。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向全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关键是还有世界最大的有产阶层,这是过去难以想到的。所以,中国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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