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一读!这位德国知名作家的居家日记

2020-03-30 09:23:14  补壹刀 

大城市几乎没人出现在大街上,几乎没人在外面,大家都呆在家里。

——漫游者的日记

下午走进柏林中心区伯爵山街的艾迪卡超市买东西:除了一包绿色的菠菜意大利面,整个得科牌意大利面货架都空了,但是在过道的拐角处仍然有不少巴里拉牌通心粉和普通的意大利面,今天甚至还打折。

照常,此时此刻也不会有太多人。收银台前排在我面前的女人在传送带上放了四包面粉和一些干酵母。

这个超市很早以前是东柏林的一家百货商店,也许不久,说不定在4月就会被关闭并拆除。一位收银员告诉过我,要在这个平房的位置上,建一栋居民楼。

今天,她扫描着我买的东西,显得格外友好。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显得格外友好。好像每个人都有默契:如果我们必将面临死亡—当然我们会有那么一天—之前我们可以彼此友好相处。

因为接受过器官移植,免疫力受到影响,这几周我会比其他人风险更大。我明白,我早就明白了,我应该尽量减少我的社交活动。万一感染是很不利的,我应该待在家里。

总会有事做的,没问题,我可以清理储藏室,十年来头一回这么做。我发现了保质期到2013年的罐头食品,到2012年的玉米爆米花,到2011年的鹰嘴豆。如果我们得在这里饿死,我会想它们吗?

我还找到两个黑色的大音响喇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我15岁时买的,当时的人生目标,要拥有一套音响。这些东西还是可以用来当凳子的。我把它放到地下室去。

我在家,在我的生命的储藏室里踱步,发现了一袋尿布,还有一些我抱婴儿时搭在肩膀上用的披巾。这个婴儿下个月就要二十岁了。

我想知道,是否有一天,还会有人对这些文件夹和我1999年的纳税申报表及附件材料感兴趣?毕竟,这里面还有我的第一本小说《我的夜蓝色长裤》的签约合同。

这个房间很大,它原来是一个走廊,在房间尽头,我还找到了三十六年前父亲在母亲离世前不久买的CD播放器,飞利浦的,铝制的上开盖。我把它当厨房收音机用——瞧,它正常工作了。

在卧室晒太阳,听鸟儿歌唱。

拿起电话-有新的数字吗?罗伯特·科赫疾控中心怎么说?约翰·霍普金斯怎么说?卫报怎么说?每日镜报怎么说?法兰克福汇报怎么说?今天有多少新增病人?有多少人死亡?

在柏林散步差不多快三十年了,伴随着这座城市的起伏,波动,盛衰。

最近的一些年,它只是在上升,一路飙升,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我不是很久就算着要跌吗?我期待如此?期待廉价航空公司停飞?虽然我自己并不太愿意坐,也没坐几回。

我想现在,如果柏林所有民宿公寓都重又成为出租公寓,我会感到不高兴吗?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不再有豪华游轮,难道我不感到高兴?

我梦想唐纳德·特朗普会被病毒击垮,乔·拜登和伯尼·桑德斯也如此。伊丽莎白·沃伦成为总统——但这也只是个梦。

我这样一个免疫力缺乏而且不再年轻了的男人想不被感染,此时我戴着手套。昨天送来了消毒剂包裹的快递员,今天正送来乳胶手套。

我现在出去时会用它。也许不会,也许根本就不出去。至此建立新的内在世界。我在房间里走路,转圈,溜达。我可以清理掉儿童房,女儿去年已经搬出去了,她的房间现在当洗衣、熨衣间。我很乐意熨衣服,而今可以花很多时间了。

之后我还是出去了,步行到逊豪斯大街上的日用品超市:这里有卫生纸,根本不会售罄,只是品种不齐全了。我买了四层的,有点奢侈——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是我买的最后一包。

卫生纸的追求表现出德国人的屁股特质,但就屁股卫生而言,德国算是一个相当不发达的国家。芬兰,土耳其和日本的厕所,可以向相关区域喷水,这都远胜一筹。

来自意大利的恐怖信息接踵而至。我原本这星期要在威尼斯度过的,此时看来,像是个笑话,尽管我上周才最终取消了邀请。

如果真要发明隔离城市,那儿难道不是最好的隔离地吗?

伊洛娜,威尼斯的一位钢琴老师,在她新近的居家隔离中给我写信说,她已经三个星期没有离开公寓了。没有学生来了,音乐学校也关闭了。她说,她从阳台上拍摄城市,威尼斯如此空旷,仿佛所有人都已经死了。

意大利一如既往领先于我们。

傍晚,我看了一场在巴黎举行的无观众的、被称为幽灵赛的足球比赛,多特蒙德队在冠军联赛中输给了巴黎圣日耳曼队,被淘汰了。可惜。我已经感觉到这场比赛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最后一场比赛。

也许明天还有欧洲联赛,然后就要结束了。在转播中,也不再有足球赛的感觉了,球场没有观众,球员们是跳舞的魂,我听到他们的呼喊声在空荡荡的场上回荡。球被脚踢起时的声音很响。

然后有消息传来,尤文图斯有球员被感染了。

我要去倒垃圾,整理出那么多东西。

在走廊上,遇到了弗兰克。

他在前排屋有家商店,出售二手的运动鞋和训练夹克。一家杂货店,偶尔关上橱窗,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都会贴扁鼻子的。商店的一面橱窗装饰着《星球大战》的纪念品和收藏品。弗兰克说,伯格海恩俱乐部现在要关张一个月,他和伯格海恩总经理是朋友,他刚刚告诉他的。令我惊讶的是,伯格海恩有四百名员工。

“那么他们现在怎么办?”我问。

弗兰克对此也没有答案。“如果孩子们不再来,如果Easyjet不再着陆,我也很快会有问题的。”弗兰克有20名员工,今年他的旗舰店保利精品要20周年店庆。还要出版一本书。

在卡斯塔尼亚大道我遇到了托马斯,我们用脚和肘部打招呼。他通常每个月会有一星期去波恩的市场调研公司。其余三周,他在柏林经营。他正要去理发店。

“你还去理发?”

“为什么不呢?”

“你和理发师距离不会太近吗?”

“就再剪一次吧,很快我们大家头发都会太长,顶着长长的发型走来走去。”

他说着,他的知识源源不断,—上一次大瘟疫,即1918/19年的西班牙流感,传播极广,到处肆虐。所以,这种疾病才让手帕的使用推广到各个层面。他说:“看看吧,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次握手。”

“或者亲吻你的脸。”

他建议一起搬去花园。他的郊区财产森林小屋,棚子是用石棉板建造的。“在那儿我们可以聚十个人,五个女人,五个男人,我们可以讲十天的故事。”

我说:“是的,这对我来说似乎很熟悉。”“可是,谢谢,最好还是不要。死在柏林也比活在勃兰登堡要好。”

艾迪卡超市消息更新:得科牌架子已经装满,我随手带了三包扁面条。巴里拉牌的架子现在是空的。很空,除了非常昂贵的佩拉蒂外,罐装西红柿也卖完了。

沿着与伯瑙尔大街平行的帕斯腾路步行去火车总站。然后,我很勇敢或许是很轻率地,乘上了电车。我要迟到了,尽管我一整天什么也没做。

不,我不是想离开,我不是想离开这城市。我只是想接女儿。她放假了。而且她和我都认为南德大学里的课程不会很快恢复的。

在柏林墙遗址公交站,站着一群学生,几乎所有学生都戴着帽子,背着包,盯着手机。旁边的彩色出租自行车倒着,—如出租自行车多米诺骨牌。对面连翘花盛开。

在曾经发生过不幸事件的魔鬼建筑火车总站前面,我看到数百人中只有一个戴着口罩的人。因为没有?还是因为德国人仍然相信他们都不会有事?

拉杆箱的芭蕾如常,来回忙碌,我想起土耳其,本周首次有了确诊感染。土耳其电视台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关于土耳其人是否因其基因而不能幸免于Covid-19……如果不是那么悲催,真是很有趣的。

许多旅行者没有戴口罩,而是戴着厚重的耳罩-哦,不,是耳机,甚至是降噪耳机。耳机可能已经坏了,因此听不到新的灾情报告和警告。

女儿和我,她也没有带口罩,从车站大楼走出来,步行回家,我拉着她的手提箱。途中,离火车站不远的日用品店里很少人,架子上却已经装满,我们买了小扁豆、大米和椰奶。还有巧克力。

我的中文翻译叶从上海发信息给我,还发来了她两个双胞胎儿子的视频,他们高中了,正通过网络摄像头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在客厅里上体育课,他们现在已经在家快四个星期了。

另一个中国朋友告诫我只能戴口罩离开家,或最好不要出去。她写道:“需要采取严格的措施来控制这种疾病。”她本人刚刚隔离了14天,因为她从家乡回到了上海。在这段时间里,她在隔离的旅馆里用新的教学软件网络教学。

三周前,我读她们的微信消息,像是读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报告。现在事实证明:我们还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的。中国早就在了。

在柏林墙公园,这个曾被游客践踏到底的永久性建筑工地,草地现在可以放松恢复了。在裸露的棕色土地上,出现了细细的绿色绒毛,看起来很可爱。

一个童车体操队聚集在广场上孤零零的篮球架下。十二个女人,没有男人,在公共场合扭动着肚子、腿和臀部。一个穿着牛仔裤,其他人穿着紧身裤和运动鞋。甚至婴儿车在锻炼中看起来也很灵活。训练师亲切的指挥口令在公园里响起,母亲们健身为……是的,为哪般?

而我呢?我该做什么?写日记?学中文?多年前我曾有过很多很多时间,因为生病,我不是用旧衬衫缝过餐巾吗?我可以再开始。我也可以把所有的铅笔削尖。或者我可以列出该写信的名单。邮箱还会被清空吗?病原体会通过信件和明信片传播吗?难道这不是加缪的灾难吗?

回到公园。

我已经在有机超市买了几个面包。这里可以听到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德语。小孩和狗总得出去遛遛,阳光如此明媚,诱人进入所谓的春天。

一个女孩在雪橇斜坡飞模型滑翔机,她追着,在坡上,跑上跑下,这里似乎就是个沙丘,羊肠小道的尽头露出一些断壁残垣,一片瓦砾堆,上一次战争的遗迹废墟,杂草丛生。

狗吠,鸟鸣。一群涂鸦者,都是小伙子,穿着慢跑裤,在运动场内的墙上喷涂,墙上的涂鸦层又喷上了新的油漆。

强劲的春日阳光此刻正在燃烧,好像有人打开了探照灯,草地,公园,整个柏林,像是通明的舞台,所有的一切都点亮了。

凯蒂和克里斯蒂安妮来见我,一个是翻译,一个是作家。凯蒂说,昨天也许是她最后一次庆祝会,她那是在火山上跳舞。

我们保持新的安全距离。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列数着自己所有已经取消的朗读活动和讲座。

我说:“到4月初,我该有五场读书会,一个瑞士的文学节,去中国一个月,在北京有一个书介活动,”。

“去中国?现在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克里斯蒂安尼说。看来她也一样。她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得像个作家。”“呆在家里,在桌边走动,写作。”

“就是不写,”我说“我还是最好呆在家里。”

晚上晚些时候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她说,她此刻正在罗森塔街朝着广场方向走着,走在马路的中间。没有行驶的汽车。“这座城市重又回到了我们行人手里。”她说,“所以,什么事都有它好的一面!”

我喜欢她将如此细微的、几乎不易察觉的延迟融入“行人”这个词中。她很有节奏感,“行”和“人”之间的间歇把握完美。

在艾迪卡超市,所有水果和蔬菜都卖光了!这,我以前还从未、从未见过。几幢房子以远,贝尔瑙大街的拐角处,原先是柏林墙,还有些东西卖。我买了白菜和一棵花椰菜。

今天,星期天,平时会有一个跳蚤市场,柏林墙公园甚至比昨天更空了。柏林看起来像圣诞节假期:没人出现,没人。呵,已经在柏林墙-遗址举办了二十多年的举世闻名的跳蚤市场被叫停了,这里本可以是块草坪的,而计划作停车场了,现在看来很久不会动工的。

我的父亲,健忘的巨人,出生在战时,他在电话中说:“您觉得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很显然总有一天会停的”

“是的,爸爸,你知道的。”我说。他还认为,至少我会理解他,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我们只是没有注意到。

我不再被允许去他的养老院探望他,那实际上是个疗养院,现在太危险了。对他,对我都危险。

坐在书桌边,我能听到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在有网的蹦床上蹦蹦跳跳,没个消停。他们不间断的动能中该生产出电流。他们的尖叫声,丝毫不打扰我,相反,我喜欢。就这样继续下去。

待续……

大卫·瓦格纳David Wagner:

1971年出生,德国著名作家。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获得了无数奖项,包括阿尔弗雷德·多布林奖和莱比锡书展奖。最近出版《健忘的巨人》(Rowohlt,2019年)。大卫·瓦格纳现居柏林。

作者小说《生命》《四个苹果》中文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生命》获2014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同年获韬奋奖,即将再版。

——译者注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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