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从西路军返回被降为营长 毛泽东也看不下去了

2019-06-24 09:47:12  党史博采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李家大屋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三岁时为自谋生路,经与父母反复商量,去学木工手艺,因此后来被人们称为“小李木匠”。参加黄麻起义后的1927年12月1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中共陂安南县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和西征。后曾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中原军区司令员等职。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职。2019年6月23日,是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特把李先念一生中三次不寻常的经历概述如下,权当纪念之。

西路军失败回到延安降职后被毛泽东干预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第30军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奉命率部向西渡过黄河。10月27日,第9军军长孙玉清和政委陈海松率部和第四方面军总部也渡过黄河。10月30日,第5军军长董振堂和政委黄超率部渡过黄河。过河部队共两万一千八百多将士(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五分之二)。渡河部队当时称“河西军”,同年11月11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过河部队正式更名为“西路军”,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组成如下: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委员为: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11人。

1936年10月27日,第30军89师267团行军至吴家川,遇到敌军马步青骑5师一部阻拦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击退敌军的狙击,拉开了孤军浴血奋战的序幕。随后西路军又在古浪、永昌、高台、倪家营子、梨园口等地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梨园口战斗后,西路军总部率余部约三千余人就近撤向八十里外的祁连山深处的康隆寺。在远距康隆寺四十里的石窝一带,李先念、程世才指挥第30军将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经过三个多小时,总部和第9军剩余下的一小部分上了山。第30军余部边打边撤,退到石窝山上。1937年3月14日下午,整个西路军集中到了石窝山。至此,西路军的西征宣告失败。

1937年3月14日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肃南石窝山召开了“石窝会议”。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二位主要领导人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李卓然、李先念、王树声等7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为书记,由李先念统一指挥军事。把第30军剩下的一千余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和李天焕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第9军剩下的三百多步兵和骑兵师的一百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等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总部直属队剩下的十几个干部与第30军一起行动。

1937年4月5日,已转战到肃州以南祁连山中的左支队,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及所部的名义致电中央,报告情况并建议中央实施营救。4月7日,军委主席团指示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4月16日,李先念等率左支队八百五十余人,从安西东南走出祁连山到达石包城。稍作休整后即向星星峡(星星峡并非峡谷,而是隘口。它是由河西走廊入东疆的必经之处,素有新疆东大门“第一咽喉重镇”之称)行进。4月27日,李先念等率左支队所剩四百二十余人经过四十七天艰苦跋涉,行程一千五百多里,终于进抵星星峡。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陈云和滕代远代表中央专程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赶到星星峡来迎接,随行准备了四十多辆汽车和一些衣物。在欢迎大会上,换了新装的李先念等左支队全体指战员,激动万分地聆听了陈云代表党中央的讲话。5月4日,李先念等左支队全体指战员就在陈云率领下,分乘四十多辆汽车赴迪化。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底,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随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图为李先念(左五)、郭述申(左三)等在延安合影。

经过四天的行程,车队于5月7日到达迪化,进驻西大桥附近的卑民纱厂。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党中央决定撤销左支队去苏联学习的决定,改为就地学习。西路军左支队的番号取消后,编制成立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共有成员四百二十余人。部队迁到迪化东门外的一座营房里,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总支队在中共驻新疆党代表领导下,设直属队机关和四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排,另有六七十名团、营、连的干部组成干部队,归陈云直接领导。总支队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政治处主任姚运良、总支书记喻同金。军、师级干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特等没有分配职务,暂在总支队部学习休息,听候党中央安排。同年12月14日,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明、曾传六等离开迪化去延安。其他人员除留少数继续学习外,大部分也于1940年2月5日回到延安。

李先念到达延安后,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抗大”和马列学院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一天,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委降职到营长,连降六级,虽然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却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后,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毛泽东与李先念见面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后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李先念被任命为新四军第4支队参谋长。

1938年11月23日,李先念等跟随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离开延安赴中原。刘少奇先去了豫西后,李先念等于12月26日到达河南竹沟。成立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时,朱理治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部长。这样,原本去新四军第4支队担任参谋长的李先念就留在了豫鄂边。

指挥“中原突围”拉开解放战争序幕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调集二十多个师的部队,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企图消灭中原解放区部队,打通向华东、华北、东北的进军道路。同年10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以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与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组成中原军区。从1941年2月开始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的李先念临危受命担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的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斗争。

在中原军区组建前后,李先念指挥部队发起了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11月中旬,国民党军六个军十四个师对桐柏山地区实施南北夹击,企图消灭在该地的中原军区部队。中原军区乘敌部署尚未就绪时即以主力主动出击。11月12日,第2纵队(由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359旅主力合编而成)主力在唐河以南祁仪、湖阳、丁爬山一线,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经激战,将其冒进至黑龙镇的第47军第127师第381团全部歼灭。20日,第2纵队以三个团攻击复占枣阳的国民党军第4游击纵队,歼其两千余人。12月7日晚,第2纵队第13旅在第15旅和359旅配合下,对再占双淘镇的国民党军第10军第20师主力实施突然袭击,歼其一千余人。14日,国民党军第41、第47、第49军等部向湖阳、平氏一线迫近。中原军区以第1纵队(由河南军区部队改编)和第2纵队各一部集结于祁仪地区布成口袋形阵势,待机围歼其孤军深入的第68军第181师。该师先头部队第524团进入中原军区部队伏击地域后,师主力停滞不前。中原军区遂改变计划,先攻击其先头部队,至15日,歼其两个营和援军一部。这时,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兵力已增至十一个军二十四个师和八个游击纵队,并以主力向桐柏山区压迫。中原军区为争取主动,遂结束战役,将主力向大别山区转移。

◆1945年,李先念(左)与王震在一起。

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双方代表签署停战协定后,国民党军仍继续增调兵力包围和进攻中原地区。5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虽然专门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定了《汉口协定》,但国民党军拒不执行。至6月,进攻解放区达一千余次,占去县城、村镇一千一百余处,将中原军区部队五万余人分割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山、光山、商城、经扶(今新县)、礼山(今大悟)之间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内,解放区面积已不及原先的十分之一。为避免内战,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政府交涉,表示愿意让出中原解放区,将部队和平转移到其他解放区去。但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至6月下旬,用于包围中原军区部队的兵力增至约三十万人。此时,蒋介石认为消灭中原军区部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令其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在驻马店设指挥所,指令各围攻部队于6月22日前完成攻击准备,待命攻击。26日拂晓,国民党军开始向黄安以西、经扶以东、孝感以北的中原军区部队阵地大举进攻,占领沙窝、邓店、浒湾等地。这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起点,并妄图“一举包围歼灭”。

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根据中共中央于6月23日的“立即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明确指示,将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伪装为主力,向津浦铁路以东转移,鄂东军区部队就地坚持斗争,以迷惑、牵制敌人。作出了主力以南北两路向西,其他在东西北线行动的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具体部署,并选定敌人在7月1日发动总攻之前,于6月26日夜指挥中原我军出敌不意,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内层包围圈,展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李先念亲率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所在的北路主力,于26日晚由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秘密移动。29日晚,从信阳以南李家寨至柳林车站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北方向疾进。

◆1946年,李先念(右)与任质斌在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

国民党军急调整编第3、第15、第41师和整编第47师主力及位于陕南地区的第一战区部队整编第90、第1、第76、第36师各一部实施尾追和堵截。李先念指挥突围部队一面以小部队阻击敌人,一面昼夜兼程,先后在天河口、苍苔地区,南阳以西、丹江以东地区,荆紫关及滔河以南的南化塘地区,山阳的口头坪、长沟口及商南的赵川镇、粱家坟地区,经反复冲杀,突破了国民党军严密的阻击阵地和大规模的追堵、截击、合围,历经艰险,长驱两千里胜利地进入陕南,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陕南游击队会合。8月3日,成立鄂豫陕军区,创建了游击根据地。第359旅和干部旅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由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自柞水地区继续北进,沿途冲破国民党军的多次追击、堵截,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河南军区部队在掩护主力突围后,随北路突围部队跟进,于8月初进至豫陕边界地区,在卢氏、灵宅、雒南(今洛南)等地开展游击战。与此同时,李先念还指挥了其他各路部队的突围行动。

中原突围,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中原军区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和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保存了力量,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从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华北、华东解放区部队的作战。李先念在中原突围前后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充分地显示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全局在胸、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雄韬伟略,娴熟高超、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

是粉碎“四人帮”的决策人之一

1976年秋,“文革”已历经10年,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毛泽东主席病危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更加猖獗。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决心对“四人帮”采取行动。

华国锋想听听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对于怎样“对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四个人的意见,并想最好能到叶剑英的住处去一趟,当面和叶剑英交换意见。但是毛泽东主席的丧事刚刚开始操办,许多事还没有头绪,华国锋一时还不能走开;再就是不但叶剑英住在西山,坐车得很长时间才能到达,而且去叶剑英那里目标太大,容易走漏消息。因为上述情况的“限制”,做事一向慎重的华国锋就决定自己不亲自去与叶剑英商谈,而是找一位自己信得过又和叶剑英交情深厚的人去和叶剑英接触,转达自己的意见。华国锋想到的这个人选就是李先念。9月11日下午四五点钟,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毛泽东的丧事安排妥帖后,华国锋就回到中南海,带了警卫员小叶和秘书小于,到北京医院去看病。看完病后,华国锋对司机老孙说:“咱们去看看先念同志。”李先念住西黄城根9号院,离中南海不远。车开到9号院大门口后,值班人员一看是华国锋的车,急忙通知里面的人。李先念得到消息,忙从办公室出来,可刚走到大厅,华国锋已快步进来了。李先念将华国锋迎到办公室。于秘书由李先念的秘书徐贵宝陪着坐在外面大厅等候。华国锋坐下来,直截了当地对李先念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呆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趟叶帅那。‘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华国锋的寥寥数语,一扫李先念心头的阴霾。李先念不由地露出舒心的笑容,连声说道:“好,好,我一定去看叶帅。”(《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前后》,李海文)

◆1976年10月,李先念(左)、华国锋(中)、叶剑英(右)在天安门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

1976年9月14日,也就是华国锋去了李先念家的三天后,李先念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自己的心情不好,要去香山的植物园散散心。当李先念坐车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叶剑英当时住在西山15号楼。等到了15号楼的大门口,李先念才叫警卫人员给叶剑英打电话,向叶剑英通告自己前来拜访。当叶剑英把李先念迎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后,两人刚一坐定,叶剑英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的是:“都有。”知道事情重大的叶剑英为防有人窃听,马上打开了收音机。可是因为年事已高听力早已下降,再加上收音机声音的干扰,所以李先念说的话他无法听清楚。在这样的现状下,俩人商议以笔代口进行交谈。李先念在纸上写的是:“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叶剑英看后写的是:“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接着写道:“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剑英在纸上写了陈锡联(当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笔者注)这三个字,并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看后写道:“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了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就这样,两个人连写带谈了将近三十分钟。告别前,两人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所有写有谈话内容的纸张。此后,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在与叶剑英商量好计划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李先念通电话。李先念对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是知情的。(《李先念:粉碎“四人帮”贡献特殊》,《中共党史研究》2002.1,程振声)

1976年9月21日,华国锋和叶剑英商定对“四人帮”采用隔离审查的措施。26日,华国锋将这种措施告知李先念后,李先念马上表示支持,并同意华国锋所说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提议。……其后,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就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时机又有过多次商议。10月6日,华国锋把决定抓捕“四人帮”的时间告诉了李先念,李先念表示完全同意。解决“四人帮”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在危难中挽救了党,而李先念在这个过程中不避危险的活动,是他为党为人民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李先念在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北京日报》2010.3.8,李东朗)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这样一句话:“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说,李先念是粉碎“四人帮”的三位决策人之一。

李先念一生中有三次不寻常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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